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關于歷史、黨史等的闡釋和相關理論方法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深入研究毛澤東關于中共黨史的主要思想及其重要影響，有助于我們自覺運用他的思想理論和寶貴經驗來更好地推進黨史研究、更好地指導今天的工作。

　　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開創者

　　毛澤東酷愛學習、勤于思考，不斷在革命實踐中汲取營養、升華思想，善于從黨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他撰寫并傳世的黨史文獻數量浩繁；其著述的思想性、史料價值及其在中共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廣泛而深遠。從《毛澤東選集》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論十大關系》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無不是對革命和建設實踐的記載與總結，無不凝結著對中共黨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無不充溢著對中共黨史各個發展階段和重要事件、人物等的結論性闡述，構成中共黨史的精彩華章。

　　其中，毛澤東本人親自選編審定的4卷《毛澤東選集》，收錄了他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的代表作159篇（含5篇集納的文稿）。該書初版時，他為這些文章起草、修改了相當一部分題解和注釋。這些內容實際構成為一本簡明的“中共黨史詞典”。《毛澤東選集》充分展現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和豐富的歷史軌跡，它的出版和宣傳，不僅帶動了中共黨史的普及與研究，而且決定了中共黨史的體系、框架、主線和關于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與結論，乃至影響了以后黨史著述的語言風格。

　　1936年6月到10月，毛澤東等革命領袖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往、談話，經斯諾記錄整理以《紅星照耀中國》結集發表，成為關于中共黨史、人民軍隊史和毛澤東生平最早、最權威、最生動、傳播最廣的口述史料。同年8月，毛澤東親自發起第一次關于黨史軍史口述史料的征集，收集了大批珍貴史料，后以《二萬五千里》等多個書名和多種版本流傳。

　　20世紀40年代初，毛澤東在延安主持編輯出版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等中國共產黨的文獻集，不僅為延安整風中黨的高級干部學習黨史提供了珍貴的教材，而且這兩部文獻集以是否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為標準的編輯方針，對推動黨史研究深入開展發揮了長遠的指導意義。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全面闡述學習研究黨史的目的、對象、立場、方法、原則、分期等，是第一篇系統研究黨史方法論的文章，成為中共黨史學科的奠基之作，是中共黨史學科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在毛澤東領導與主持下形成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誕生以來的經驗與教訓，分辨了是非，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統一了全黨思想，并成為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指導文獻。

　　中共黨史研究理論的重要奠基者

　　毛澤東關于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從根本上講是源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同時融入和繼承了中國的優秀史學傳統，是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總結闡發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毛澤東思想是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其概括為六個部分，即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和相關理論觀點的總結，對于毛澤東思想各個方面的提煉、升華和形成，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反過來看，融會貫通的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對于中共黨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目的鮮明。毛澤東不是為研究黨史而研究黨史，他是在斗爭實踐的第一線書寫黨史、研究黨史的。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研究黨史的目的，是通過總結黨的歷史，明了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以作為今天制定新的路線與政策的依據。只有追溯黨的歷史，才能深刻理解黨的現狀，只有把握黨的歷史經驗與現實斗爭狀況，才可能將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緊密聯系中國實際，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為我們黨樹立了掌握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指出，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對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給予科學的解釋，才算真正的理論家。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科學回答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性課題中形成和發展的，其力量也是在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進程中展現的。他主張通過對黨的奮斗歷史的研究，使全體黨員了解黨的光榮傳統，明辨是非，加強黨性，推進各方面的工作。

　　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把黨的群眾路線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他認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也是毛澤東研究黨的歷史一貫堅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把獨立自主與世界眼光有機結合。毛澤東強調“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他同時認為“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早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伊始，毛澤東就為新民學會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提出“世界”是表明我們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是明確我們從何處著手的。他指出，“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卷第1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制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發展方針，以落后就要挨打和要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激勵全國人民奮發圖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可見，以中國為中心，把獨立自主和中國是世界一部分的觀點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毛澤東認識客觀世界、把握時代發展趨勢的基本立場，也是他看待黨史發展趨勢，研究黨的歷史的基本立場。

　　全面的聯系的發展的辯證的歷史觀。其一，毛澤東主張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個別細節，而是重在研究路線和政策，研究整個歷史。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比如他通過研究戰爭、中國戰爭、中國革命戰爭、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戰爭和中日之間的戰爭，逐層遞進，從而得出對抗日戰爭的規律性認識。其二，毛澤東把研究黨史的方法概括為“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將黨的發展過程作為研究對象，將中外、己方與彼方加以對照，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為中心來研究黨的歷史。其三，毛澤東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向前的，他在《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中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反對形而上學的觀點，強調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關注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轉換，特別注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他主張用發展的辯證的全面的觀點研究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這是毛澤東黨史研究理論的哲學基礎。

　　階級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毛澤東指出，研究黨史必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針對中國社會狀況，他特別強調實事求是，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入細致和廣泛地開展大規模調查研究，剖析中國社會，解決依靠誰、團結誰等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依據不同時期的主要任務結成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策略。在這個過程中，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理論，提出并形成一整套獨具特色的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方法。這既是他致力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手段，也構成他研究黨史的重要方法論。

　　（作者：蔣建農，系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