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

　　喜歡《西游記》的人，對里面能夠興云降雨的龍王肯定不陌生。一方面，孫悟空在寶物眾多的東海龍宮借到了書中最重要的武器——如意金箍棒；另一方面，取經(jīng)路上，上至海龍王，下至井龍王，大小龍王們經(jīng)常通過降雨等方式幫助師徒四人化險為夷。此外，唐僧的坐騎白龍馬，就是犯了錯的東海龍王三太子變化而成。

　　需要注意的是，龍王與我們所說的作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龍是有區(qū)別的。它并不是至高無上的神龍，而是融合多種文化產(chǎn)生的一種人格化地方神。就像《西游記》中時常出現(xiàn)的土地神、山神，是管理一方的小神，司水的各種龍王，在神界的地位也不是太高。龍王須聽玉帝調(diào)遣，稍有差池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將動物的龍人格化，變成具有人的情感的龍王，有一個過程。就像天上的牽牛星，當(dāng)他被定義為祭祀用的牲畜牛的時候，是不可能與織女發(fā)生戀愛關(guān)系的，只有到了漢代，當(dāng)牽牛星人格化，成為放牛郎的時候，他與織女的故事才能開始。同樣的道理，無論古代傳說中的龍多么神奇，如果沒有人格化，它就不可能成為故事主角，即便在著名的葉公好龍的故事中，龍依然是配角。

　　龍的人格化轉(zhuǎn)化，源于佛教龍王概念的傳入。季羨林說：“中譯佛經(jīng)里面的‘龍’字實際上是梵文Nāga的翻譯。Nāga的意思是‘蛇’。因此，我們也就可以說，佛教傳入以后，‘龍’的涵義變了。佛經(jīng)里，以及唐代傳奇文里的‘龍王’就是梵文Nāgarāja、Nāgarāj或Nāgarājan的翻譯。”

　　西晉譯經(jīng)師竺法護于公元285年翻譯《佛說海龍王經(jīng)》，將Nāga譯成龍王，揭開了佛教龍王與中國神龍的融合史。

　　在佛教觀念中，龍眾是佛教的重要護法神，龍王則是龍眾的王者。龍王法力高強，地位卻很低，修成正果的龍王才能脫身為人。也就是說，佛教龍眾的地位遠在人之下，這跟中國神龍的地位不一樣。

　　但是，佛教龍王與中國神龍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有蛇一樣的身體，都神通廣大，善于變化，都有司水、降雨的功能。

　　龍王獲封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龍與特定方位有關(guān)，比如“左青龍，右白虎”“東方蒼龍七宿”等說法，早在漢以前就已產(chǎn)生。但是，五方龍王與四海龍王的觀念，卻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才興起的。

　　早在東晉的佛教譯著《大灌頂經(jīng)》中，就記載了東、南、西、北、中的五方龍王。這些龍王的名字如阿修訶、那頭化提等，看起來雖是佛教名字，但是，只要一看這些龍王的稱號——東方青龍神王、南方赤龍神王、西方白龍神王、北方黑龍神王、中央黃龍神王，就知道這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產(chǎn)”，至少是摻雜了中國五行觀念的混血龍。也就是說，翻譯者或者傳抄者在將佛經(jīng)轉(zhuǎn)譯成中文的時候，就已經(jīng)參照中國文化觀念，將佛經(jīng)內(nèi)容中國化了。

　　漢魏以降，大量的大乘佛經(jīng)被翻譯成漢語，伴隨著僧侶的口頭傳講，佛教的龍王故事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道教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展出四海龍王的概念。魏晉南北朝分裂局面結(jié)束，隋唐大一統(tǒng)王朝中央集權(quán)不斷加強，道教神仙系統(tǒng)也進行了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龍王被當(dāng)作玉皇大帝的海域司官，分赴四海，主司行云布雨。這一定位很快得到唐王朝的首肯，據(jù)杜佑《通典》記載，唐玄宗于天寶十載（751年）賜封四海龍王，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

　　也就是說，唐王朝通過分封神靈系統(tǒng)，強化了中央統(tǒng)治者的自我定位，將山川湖海的神權(quán)統(tǒng)治納入中央王朝的統(tǒng)一管理體系，明確龍王只是作為唐王朝的神界臣屬，負責(zé)管理四海疆域。后世王朝一直沿襲這一制度，不斷強化“四海龍王來進表，八方歸順圣明君”的盛世局面。

　　官方權(quán)威認證直接導(dǎo)致了龍王廟的全面勃興和日漸泛濫，龍王廟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龍不再是舊神廟中的配祀土龍，而是變身為冕服梁冠的人形龍王，以主神名義高踞神壇。佛教、道教和國家制度對于龍王地位的肯定，有力推動了中國龍神的龍王化，也即人格化，同時也導(dǎo)致江河湖海原有水神、河伯系統(tǒng)的神權(quán)旁落。大大小小的龍王逐漸接管了所有大到海域、江河，小到湖潭、深澗的各級水域，中國神龍的職能也因此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理水降雨成為龍王最重要的神職。

　　龍女有情

　　早期的中國龍神很少涉及性別問題，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龍女形象，但在佛教中卻有許多龍女感恩，以及與人婚配的故事。

　　中國的龍女形象較早出現(xiàn)于唐傳奇《梁公四記》，故事說梁武帝得知東海龍王的七女兒掌管寶珠，知道龍女喜歡吃燒燕，于是派使者前往求寶：“（使者）以其（燒燕）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故事中不僅出現(xiàn)了掌管珠寶的龍女，還出現(xiàn)了能夠充當(dāng)人與龍之間翻譯的千歲龍。

　　唐代開始，龍王、龍女故事大量涌現(xiàn)，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李朝威（約766—820年）的《柳毅傳》，其中的龍君和龍女都表現(xiàn)出了鮮明的人格特征。故事講述落第書生柳毅回鄉(xiāng)，途經(jīng)涇陽，遇見嫁給涇川龍王次子的落難龍女，龍女聲稱自己遭到虐待，流放牧羊，請柳毅代向其父洞庭龍君送個信。柳毅仗義傳書，千里迢迢趕到洞庭。洞庭龍君的弟弟錢塘龍君是個暴脾氣，聞訊馬上現(xiàn)出龍身，飛往涇川，誅殺涇川龍子，救回龍女。此后又經(jīng)波折，龍女與柳毅終成眷屬。

　　《柳毅傳》是中國小說史上的名篇，是較早的空間穿越小說，其中每個龍王的性格各異，對錢塘龍君戰(zhàn)前龍形、戰(zhàn)后人形、性格變化的描寫尤其生動，洞庭龍君沉穩(wěn)仁厚，老謀深算的特征也很鮮明。龍女則對柳毅說出了“勿以他類，遂為無心”的名言，意思是不要以為我們不是人類就沒有人的感情，這個觀點對后世龍王、龍女故事的創(chuàng)作影響極大。

　　佛教龍王不僅有人格化的思維和情感，還有眷屬、龍宮，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宮中藏有各種奇珍異寶，這些故事要素進入中國原有的龍文化系統(tǒng)之后，又與中國的修仙文化、異類婚故事相融合，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長出了更多膾炙人口的龍王故事。

　　有情有義的龍王形象大大激發(fā)民眾的龍文化熱情和龍故事創(chuàng)作。唐宋以降，龍王家族譜系在民眾的口頭敘事中不斷完善，龍母故事、龍女故事、龍父子故事、龍兄弟故事不斷涌現(xiàn)，構(gòu)成一個極為龐大的龍王傳說體系。

　　龍宮多寶

　　早期的中國神龍主要是作為溝通天地的交通工具，人們從來沒有關(guān)心過它們的住處和財富。龍宮的概念來自佛教，佛經(jīng)中的龍宮大多處在深海，隋譯佛經(jīng)《大法炬陀羅尼經(jīng)》就稱：“是大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其下乃有諸龍宮殿住所，及阿修羅迦樓羅等宮殿住處。”龍宮，以及龍宮富有大海無窮珍寶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龍王故事。

　　《柳毅傳》所描述的龍宮形象就是中國的理想樂土，“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其靈虛殿更是“人間珍寶畢盡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飾琥珀于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龍宮宴樂場面，也類似人間王宮之堂會。

　　正因為龍王擁寶無數(shù)，因此，龍王報恩贈寶，就成了龍王故事的一個常見母題。龍王所贈寶物往往是人間稀有之物，受贈者得寶之后，不僅衣食無憂，且能富甲一方。《柳毅傳》說龍王贈寶，柳毅回到人間：“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fā)一，財已盈兆。”

　　龍宮多寶傳說中最廣為人所知的，就是《西游記》中講到的孫悟空金箍棒的來歷。明清之際，隨著龍王傳說的泛濫，龍王在神界的地位也日益下降。孫悟空缺少一件稱手的兵器，聽說東海龍王“享樂瑤宮貝闕”，上門索寶。龍王找不出悟空滿意的兵器，悟空耍起無賴，說：“古人云：‘愁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竟將那龍宮的天河定底神珍鐵當(dāng)如意金箍棒拿走了，不僅一分錢未付，還“一路打出去”，完全沒把四海龍王當(dāng)回事。

　　佛教龍王雖然不等于中國神龍，但是，龍字的符號同一性，為兩者的語義融合奠定了語言基礎(chǔ)。龍王的中國化過程，其實也是中國神龍的龍王化過程，不同語言、語義的碰撞與融合，啟發(fā)了語言所指的奇妙生長，刺激了原生文化的蓬勃新生，這正是文化交流的意義所在。

　　《光明日報》（2024年02月23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