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現在，越來越多企業用移動支付方式支付農民工的工資，但一些企業將工資、材料款、報銷款混發不說明；現金、微信、家屬銀行卡等多渠道發放不備注；工資標準、發放時間、發放數額不固定。

　　54歲的吳國瑞（化名）是一名木工，2021年2月到沈陽一裝修公司工作，口頭約定到手工資8500元，老板用微信轉賬發工資但從未添加轉賬說明，其中材料款、報銷款摻雜并發。2022年2月公司表示受新冠疫情影響每月少發30%工資，年底補齊，這筆錢拖到今年4月也沒發，累計拖欠35700元，到最后老板直接不承認補發，吳國瑞隨即申請勞動仲裁。仲裁庭經審理后認為，約定工資8500元，按實際微信賬單，平均每月支付8647元，吳國瑞既不能提供證據說公司承諾少發30%工資，也不能證明多發的是材料款和報銷款，駁回了他的請求。

　　應該說，移動支付普及給社會帶來的便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作為一種新的支付方式，在使用過程中，由于工作者的相關風險意識沒跟上，也確實衍生出一些新的風險。尤其像農民工掛靠包工頭等用工方式，用工方式本身就不夠規范，公司很少跟工人簽勞動合同，由于工人缺乏勞資關系風險意識，若遇工資糾紛，由于拿不出有力依據，相關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在傳統的線下支付時代，包括發工資、借還款等，往往會有紙質工資明細或是開具借條、收據等。再發展到后來的銀行轉賬，也多會注明相關信息。應該說，這種習慣也是在長期以來的社會摸索中逐漸形成的。但是移動支付時代，由于支付變得更加便利，且普及速度很快，很多人并沒意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而多忽視了在支付時加以備注說明的重要性。這是相關糾紛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移動支付相較于線下支付，本身是留有痕跡的，包括轉賬記錄、支付記錄等，在事后都可以作為支付憑證。但是，這種留痕反而可能令一部分人放松了風險警惕，也低估了其中的復雜性。比如，一些常見的糾紛往往是這樣的：支付和接收的雙方，并不止一種交易關系，像有的既涉及雇傭與被雇傭關系，還涉及借款人和債權人的關系。于是，在支付過程中未加專門備注的情況下，就容易出現工資和欠款難以準確區分的尷尬，最終產生權益糾紛。這就提醒所有人，千萬別以為移動支付自帶了支付記錄就可以萬事大吉，不用擔心“說不清”的情況。需要重視的是，移動支付工資，該有的備注或說明不能省。

　　當然，一般情況下，這類糾紛多是支付交易雙方的“無意識”帶來的問題，但也不排除企業存在故意鉆空子的可能。如有業內人士就指出，一些企業在用移動支付向員工發工資時習慣不標明具體信息，“主要是因為不是對公賬戶向勞動者支付工資，有逃避社保繳納和個人納稅的嫌疑”，“留下說明痕跡就相當于留下違法證據，所以部分用人單位有意不說明”。對這種情況，或有必要在法律層面給出新的界定。比如，由此造成的糾紛，是否應讓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而不是讓員工陷入維權被動？

　　特別是農民工群體，由于用工性質所限，農民工群體的工資發放不夠及時，對移動支付工資需要細致留痕這件事也缺乏足夠的認識，稍不注意，就可能會被一些不良企業鉆了空子，增加了糾紛發生的可能性。因此，相關部門在幫助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時，也不妨把相關風險教育納入其中。

　　任何一種支付方式的興起，全社會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其中就包括最大程度地趨利避害。移動支付所衍生出的一些新的糾紛問題，本質上就是全社會對于其風險性、復雜性的認知還不夠，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視。總之，在發工資、還款等重要場景中使用移動支付，記得養成添加備注說明的習慣，雖然看似是“小事”，卻可以盡量避免帶來不必要的糾紛和麻煩，這個習慣很重要。（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