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世旭

　　“蘇軾”是一個被談論得太多的話題，無數人對蘇軾崇拜得無以復加。他像陽光一樣耀眼，以致人們往往注意不到貫穿在他人生中的那些微塵般的小人物。

　　好在，蘇軾不是薄情人。這些小人物的身影，不時在他的詩文中閃現。

　　1079年，晦暗的春天。九死一生的詩人走出御史臺，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華京都到偏遠小城。

　　整整四年又四月，竹笠草屐，晨興暮歸。黃州團練副使為養活一家二十余口，必須開墾荒蕪的坡地，于是，中國最偉大詩人的行列中有了一個“東坡居士”。與漁樵雜處，與僧侶烹茶，與同好飲酒或夜游，不知東方之既白。

　　散文佳構《記承天寺夜游》真實記錄了其中的片段。開篇的月色寫得極富人情：門庭冷落，唯月光毫不勢利，來與“罪人”做伴。詩人睡意頓消，披衣而起，欣然相迎。隨后與寓居承天寺的張懷民“相與步于中庭”。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閑人”者，看似自嘲，實為自負：月夜處處有，弄月有幾人？不無悲涼，也不無欣慰，“懷民亦未寢”，正在意料中。一個“亦”字，二人意趣之相投盡出。

　　由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可知，文中的張懷民，名夢得，字懷民，河北清河人，在蘇軾謫黃州快滿四年時也被貶到黃州。

　　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個清冷的深夜，一個郁郁失意的放逐者，有一個同樣不汲汲于名利而能從容流連光景的人，陪伴自己徘徊于“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的“庭下”，是多么難能可貴！

　　傾心友人，江上明月，山間清風，伴隨詩人縱情揮灑。一詞二賦，震古爍今，一段絢爛的文學史凝固成“赤壁”。

　　1094年，蘇軾又一次因言獲罪，被貶到當時的蠻荒瘴癘之地惠州。

　　蘇軾一生，構陷者無數，仰慕者亦無數。無論順境逆境，縱使天各一方，后者皆對他一往情深，不離不棄。

　　《曇秀相別》《別王子直》《卓契順禪話》見于蘇軾的惠州雜記。曇秀、王子直、卓契順，先后不遠千里來惠州看望落難的蘇軾。前兩位是蘇軾的老友，第三位是寺院雜役，奉的是蘇州定惠寺守欽長老的派遣。曇秀與蘇軾做伴十天，王子直待了七十天，卓契順與蘇軾見面即返。

　　對他們交往的表達，從極度的平淡中見出極度的真摯。

　　分手的場景皆感人至深。曇秀“將去”，蘇軾問，你回去，帶點什么給你那些“山中”人呢，曇秀說“鵝城清風，鶴嶺明月”，只怕他們沒處放呢。與王子直作別，蘇軾特賦七律，說你我隔著萬里云山，你來到時一身衣衫已經破爛，我真想頭戴幅巾隨你而去啊。

　　最富戲劇性的是卓契順。涉江度嶺，風餐露宿，徒步數千里，到達惠州時已黧面繭足，形同野人。剛見面，蘇軾笑問帶禮物了嗎？卓契順“展兩手”。蘇軾假裝失望，說可惜你跑了幾千里，卻是空手而來。卓契順“作荷擔勢”，轉身即去。卓契順說的是禪話：空手而來，滿載而歸。

　　讀過蘇軾多少詩文，這個寺院雜役，最是難忘。

　　蘇軾在惠州最重要的伴侶，無疑是王朝云了。

　　微賤的錢塘歌女，聲色藝慧兼備，拋卻大好青春，認定了命乖運蹇的詩人，不惜隨之萬里投荒。從錢塘到嶺南，從繁華跌落凄涼。朝為云而暮為雨，幾多柔情！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

　　“子瞻在惠州，與朝云閑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云歌喉將囀，淚滿衣襟。”

　　詩人拙于謀身，直道而行，一再被貶，“多情卻被無情惱”是自我解嘲。只有王朝云，能唱出詩人最深的心思；只有王朝云，知道他“一肚子不合時宜”。

　　“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12歲入蘇家，20歲為侍妾，34歲竟長去，帶走了失子的哀傷和病苦，連同妙曼的歌吟和燦爛的笑。照亮暗淡歲月的最后一抹亮光，熄滅在嶺南的松林。

　　“不合時宜，唯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月華如水，空照湖山。再沒有執手，再沒有多情風月。“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

　　蘇軾沒有辜負那些人。惠州三年，詩詞文章，名篇迭出。貧瘠之地因而流光溢彩。“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敬者仰止，妒者切齒，威權莫可奈何。廟堂上的對頭唯一能做的是將其推入絕境。

　　相去京城幾千里的海南，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俗諺：“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宋流人經此而死者迭相踵接。有宋一朝，放逐海南是比滿門抄斬僅輕一等的處罰。

　　1097年，年過六旬的蘇軾，孤身攜幼子，踏上瓊海的萬頃波濤。他告訴親人準備好了“生還無期”，告訴友人：“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

　　對一位老人來說，這是一段相當艱難的日子：“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一位朝廷使者到海南來探查謫官的情況，發現蘇軾受到縣令的禮遇，住在官舍里。于是，縣令被免職，蘇軾被逐出官舍。

　　當地百姓欣然接納了蘇軾。在自己的村莊邊為他辟地架屋，幫他割草砍木（“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送給他黎被、古貝布（“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大清早，他還在床上睡覺，當地獵人就來敲門，把剛剛獵獲的鹿肉分給他，或者是捧來制好的檳榔（“檳榔代茗飲”）。他在檳榔樹下同農夫暢談，他們給他講鬼怪故事，“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一位老農婦見他與土人一樣頭頂西瓜走過，打趣說：“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他笑著回敬，叫她“春夢婆”，并援以入詩：“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他去當地人家串門，下雨了，主人就給他笠帽、蓑衣和木屐。他踩著泥濘的村路回家，群犬爭吠，村人大笑，他開心地唱道：“鴂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

　　蘇軾是活力強勁的樹，黎母民是深厚的土地。站在文化的角度，落難者是勝利者，失去了帝王的恩寵，卻得到了民眾的愛戴。

　　海南因此成為蘇軾展示天才的舞臺，其著述進入巔峰時期。“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魯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風月堂詩話》）

　　海南流放，讓蘇軾的文學成就冠蓋群倫。

　　歷史的悖論決定了：落寞者成圣。千年以來，多少帝王將相早已湮沒無聞，而蘇軾始終高高屹立。

　　成就蘇軾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有著強有力的支撐。

　　卓越的才華、優異的個性和絕對的自信，是蘇軾人生的三大支柱。而這自信，很大程度來自民間由衷的尊敬和熱愛，其中，除了正直的仕途同道和藝文同好，更多的是雜役、歌女、黎母民等名不見經傳的底層小人物。

　　這或許是一個歷經磨難的文化巨子最大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