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劉雨薇（北京語言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十卷本《鐘桂松文集》于2022年2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文集洋洋300萬字，圍繞桐鄉文化名人展開，不僅收錄了《茅盾傳》《二十世紀茅盾研究史》《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等七部鐘先生作為茅盾研究專家在該領域的主要著述，還選取了傳記作品《沈澤民傳》《張琴秋傳》和文論集《豐子愷：水光山色與人親》《豐子愷與杭州》，這些文字傳遞著鐘先生這位從桐鄉走出的研究者對于故鄉先賢們的深深敬意和濃厚的研究興趣，也記錄著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研究領域作出的重大貢獻。

　　通讀《鐘桂松文集》，最強烈的閱讀感受是“厚重”。這種厚重絕不是以量取勝，而是以下幾個因素的合力。

　　首先，作品的厚重來自豐富翔實的史料。閱讀文集，仿佛走進一座史料的博物館。例如在編寫《茅盾傳》時，鐘先生不僅在茅盾的文學作品、回憶錄、書信和日記中廣泛地選取材料，還援引了如楊之華編寫的《文壇史料》、季刊《新文學史料》中的茅盾研究論文等研究資料。除了參考當時已經公開出版的茅盾作品和研究材料，鐘先生還前往桐鄉市博物館查閱茅盾小學時的作文手稿，寫信向茅盾后人韋韜先生請教相關細節，積累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如此扎實的史料做支撐，無怪乎丁帆先生盛贊該書為“茅盾傳中名列前茅的好書”。

　　《鐘桂松文集》之所以能夠囊括體量如此恢宏、類型又如此多元的史料，有賴于作者對史料的敏感和保存史料的意識。這種意識由收錄于文集第五卷《豐子愷：水光山色與人親》中的《豐子愷的故家和往事》一文中可以窺見一斑，在這篇文章中，鐘先生整理了他與豐子愷的本家侄女豐桂的書信往來，這些書信為后人了解豐子愷這位文化大師的家族往事和早年經歷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寫作該文的上世紀90年代初，鐘先生在桐鄉縣委負責宣傳工作，同時依托當地文化資源進行桐鄉籍文化名人的研究，而豐桂老師則在由當地政府重建的石門灣緣緣堂工作，出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兩位老師其實不乏碰面的機會。鐘先生之所以有意選擇用書信的形式向豐桂老師請教豐子愷的故家往事，完全是出于保存史料的考量。如今豐桂老師已經作古，得益于鐘先生當年的高瞻遠矚，這些珍貴的資料才能夠以書信為載體完整、清晰地被留存下來，成為后輩學人研究豐子愷的寶貴材料。

　　鐘桂松先生還很注意史料的補正。在《茅盾傳》出版十余年后，鐘先生又應南京大學之邀為《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評傳叢書》寫作《茅盾評傳》。與《茅盾傳》相比，《評傳》不僅加重了“評”的色彩，還增加了大量史料。鐘先生不僅善于發掘新材料，還往往能夠向前一步，在新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觀點。

　　其次，《鐘桂松文集》的厚重寓于作者鮮明的歷史意識中，雖是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句章中一以貫之的卻是“史”的意識。在為茅盾、豐子愷、沈澤民、張琴秋這幾位家鄉的文化名人作傳時，鐘先生并未把這些人物看作孤立的個體，而是將個體的生命經驗置于廣闊的時代背景中，表現個體在時代風云中的選擇與浮沉，以個人命運透視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作為研究者，鐘先生十分關注研究對象與歷史的關聯，在具體的研究之中，他一方面常將筆觸伸向與研究對象同時代的人，《文集》第二卷《悠悠歲月——茅盾與共和國領袖的交往》和《人間茅盾——茅盾和他同時代的人》就是以茅盾為中心，通過書寫茅盾與中共領袖、文學同儕們的交往，以小見大，照見共和國的風雨與輝煌，以及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艱難歷程。相似的還有在文集第五卷《豐子愷與杭州》中，鐘先生用一章專門講述了豐子愷在杭州與老師李叔同、佛學大師馬一浮、友人蘇步青、鄭振鐸的交往。另一方面，鐘先生還很注重承繼關系的梳理，以研究對象為基點，從社會歷史的維度上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文集》中有關茅盾和豐子愷的研究成果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探究地域文化、家庭和學校教育對這兩位大師人格之形成的作用，也有關于他們在文學、繪畫領域對后輩的影響。鐘先生大氣磅礴的歷史觀念，使得十卷《文集》獲得了超越自身體量的廣度，閱讀《文集》，仿佛在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于細微處見恢宏。

　　鐘先生的歷史眼光獨到，善于選取歷史的截面展開研究。《文集》第九卷《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就是以茅盾自1916年至1926年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為中心進行的研究。在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工作的十年間，茅盾的文學觀走向成熟，這為作家茅盾的橫空出世奠定了基礎。也是在此期間，茅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商務印書館也見證了茅盾政治生涯的起步。

　　最后，《文集》的厚重也來自作者思想的厚度。《文集》作為鐘先生40余年研究成果的集合，沉淀著作者在學術之路上一路走來的智性思考，具有很高的思想和學術價值。思想的厚度離不開研究視野的廣闊，作為生于浙江、扎根于浙江的文化學者，鐘先生在地域文化研究領域先聲奪人，創作于1989年的《論茅盾小說與吳越文化》是《文集》中所收最早的該研究方向下的成果。鐘先生在這篇論文中援引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相關著述對“吳越文化”這一概念進行了細致而嚴謹的界定，使這一研究從起點上就被賦予了科學性。此后，鐘先生不斷以新成果充實著這一研究領域，30余年間，鐘先生以地域文化為研究的切入點產出了豐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茅盾小說主題研究、語言特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豐子愷散文研究、圖像藝術研究以及基于兩位大師的史料研究。鐘先生立足于吳越文化，由點到面，將其研究內容輻射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種以小切口做出大學問的學術范式。

　　當然，作品的思想性最終還是要落到具體的觀點之上。鐘先生的學術寫作富于理性色彩，處處閃耀著思想的鋒芒。《文集》中收錄的四部傳記作品是鐘先生作為浙籍文化名人研究專家的突出貢獻，閱讀這些傳記作品，讀者不僅能夠了解傳主的人生經歷，還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痕跡。這是由于鐘先生在撰寫傳記時并不滿足于“講故事式”的人物生平記述，而往往能夠做到有史有論，依托翔實的史料，形成理性的思考。例如在為茅盾作傳時，作者就通過茅盾少年苦讀的經歷和在商務印書館時期選編文章的特點總結出茅盾對個人奮斗精神的看重。對于茅盾在文壇和政壇的活動，作者也在介紹作品、陳列史料的基礎上分析了茅盾文學作品的特色，總結了他擔任政治職務時的歷史貢獻，這些獨到的見解使讀者對茅盾的認識能夠從感性層面上升到理性層面。此外，作為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前輩學者，鐘桂松先生立場清正，對于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也往往直陳事實、力求公允。

　　十卷本《鐘桂松文集》，見證著鐘先生在學術的旅途上一路走來的碩果累累,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場思想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