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銳評】

　　作者：劉黎明（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博士后、副研究員）

　　一直以來，“婚姻”和“家庭”都是深受影視作品追捧的熱門題材。從《新結婚時代》《王貴與安娜》《金婚》到《父母愛情》《三十而已》《小舍得》，不同年代的爆款電視劇為觀察婚姻觀念和家庭生活變遷提供了重要窗口。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傳統以家庭關系為核心的生活取向型影視劇，逐漸被以女性主導的婚育類話題為取向的創作取代。相較于平凡生活中的家長里短，女性尤其是職場女性如何處理家庭、工作和育兒的關系，變成時下最立竿見影的流量密碼。這一方面表現出整個社會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普遍的婚育焦慮的媒介表征。

　　如何看待這種影視熱潮的社會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婚育類影視劇全方位展示了當代婚姻生活的多種面向，其所傳達的追求獨立自主的現代家庭理念可以對年輕人形成積極的價值引導。同時它們試圖以家庭為切入點回應生育、教育等結構性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反思。從長遠來看，有利于推動社會進步與政策創新，體現出文藝作品服務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責任擔當。另一方面，為了未來行業更健康有序地發展，在肯定其正面影響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警惕可能存在的風險。在短視頻平臺快速普及之后，受眾自我生產的內容和影視劇中的碎片化信息成為受眾社會認知的重要來源。其中不乏虛假夸大或者故意制作的負面話題，一旦與現實生活中的經驗片段相互耦合，極易加深固有的刻板印象，并且通過信息繭房的強化作用造成“不婚”“不育”等極端逃避心理。所以，如何把握“渲染焦慮情緒”和“促進問題改善”兩者之間的度，是影視作品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近幾年影視市場上所謂的“爆款”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類似爭議。比如現象級熱播劇《小歡喜》《小別離》《小舍得》三部曲，分別聚焦高中、初中和小學孩子成長的關鍵階段，從家庭教育切入都市社會的親子關系命題。三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在于相對真實地反映出當代家庭在子女教育問題上面臨的焦慮、掙扎和無奈。高考的唯分數論、中學的出國熱、小升初的雞娃內卷，這些都是普通人在養育下一代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電視劇通過劇中人物對家庭生活、教育觀念的探索，實現不同代際成年人與社會、自我、父母、伴侶和子女的多重和解，為解決當下的婚育焦慮提供了現實觀照。但是某些劇情過度戲劇化地渲染焦慮氛圍，也同時造成過猶不及的負面效果。比如《小舍得》，兩個家庭喪失理性的教育攀比和令人窒息的雞娃手段，為年輕觀眾帶來的心理恐慌已遠遠超過了良性反思。因此，雖然影視劇的立意是希望借助家庭場景中的細微切面來呈現背后更宏闊且復雜的現實，但其創作過程必須更巧妙地處理不同情節之間的戲劇張力，才能更好地實現觀念引領和社會疏導的效果。

　　從深層來看，影視作品中越來越嚴重的“販賣焦慮”問題可以部分歸因于創作對社會不斷固化的階層想象。目前熱播的大部分婚姻家庭劇的基本設定都是高收入階層，人物的核心矛盾集中在保持社會地位、實現階層躍升或者平衡高級職場女性的婆媳沖突。這種劇情顯然懸浮于多數普通人的日常經驗之上。它們通過戲劇元素構筑了一個遙遠的他者世界，人物解決問題的路徑很難具有普遍性和可借鑒性，普通人只能從中獲得碎片化的情感共鳴，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落差感和無力感。在劇中，焦慮是真實的，未來是虛妄的，如果掌握更多社會資源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現實裹挾，奮斗中的青年人又該如何抵抗生活的重壓呢？由此可見，當影視作品過于強調階層位置，就容易形成文化區隔而失去與現實生活的有效連接，其結果是削弱社會問題的關注度而被情緒主導。

　　相對來說，《父母愛情》《人世間》《親愛的小孩》等生活劇提供了更恰當的解決方案。雖然三者都提及不同年代婚姻、家庭、育兒的諸多不易，尤其《親愛的小孩》開頭塑造的女中學教師的喪偶式育兒經歷，一度在網絡上引發“販賣焦慮”的爭論。但是劇情有意識地將焦慮緊張感消解在生活的瑣碎和溫情之中，使相關情節具有更高的合理性。然后通過主人公的個人成長來展現普通人面對生活困境的勇氣和韌性，將受眾原本的焦慮變成深度共情與情感激勵。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真實反映現實的前提下，影視作品渲染情緒或者提出問題都不必然引起負面的社會影響，關鍵在于如何以觀眾信服的方式處理這些情緒。回到最真實質樸的生活本身，或許才能真正幫助更多人找到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方法。這也提醒監管部門和創作者要更加關注影視題材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不能為了追逐流量完全迎合受眾的喜好，從而忽略“生活”的力量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