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萍（西南政法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

　　彩禮在古代稱為聘（娉）禮或聘財，是婚約締結的證明要件之一。從西周時期始，關于婚姻的締結便有兩個重要的社會規范：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稱：“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從社會風俗來講，婚姻不遵從父母之命，沒有專門媒妁的提親，是會被整個社會所鄙視的，這樣的結合不被認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納聘財。據《儀禮·士婚禮》的記載，婚姻的成立有“六禮”的程序，分別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其中納征是指“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納征者，納聘財也。征，成也。先納聘財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財，下聘意味著婚約關系的確立，對雙方均有約束力，不得隨意違背婚約。

　　自古以來，人們就對婚姻的儀式感倍加重視。《白虎通義·嫁娶》明確指出：“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贄。”除納征執布帛外，其他五禮都需執雁而行，大雁代表著婚姻的堅貞不渝，這便是后來的奠雁之禮。“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逾越也。”

　　清代梁永康在《冠縣志》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下聘之禮：“婚期前日，男家具儀物送至女家，曰通道路，喜盒二抬或四抬八抬不等，內盛首飾、布正、糖菜、干菜及酒肉、生雞鵝類，取納采奠雁之義，女家亦送妝奩，皆由貧富而有厚薄。”除去首飾，還用鵝代雁取古之奠雁之禮，可見傳統婚俗對中國影響之深。

　　彩禮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對比較簡單，但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彩禮也開始“水漲船高”。東漢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中這樣介紹當時普通人家的彩禮：“一饗之所費，破畢生之本業。”通俗地講，就是拿彩禮的時候，一頓飯的工夫，一家一輩子攢下的錢就沒了。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足以說明彩禮之高。同樣,《漢書·王莽傳》記載：“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可見，哪怕皇帝娶媳婦也要很高的彩禮。

　　唐代將聘禮作為判定婚約關系存在的重要物證。《唐律疏議·戶婚》載：“婚禮先以聘財為信，故禮云：‘聘則為妻。’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在沒有婚書的情形下，將男方下聘禮，女方受聘財這樣的社會通俗做法也視為法律上的婚約成立，某種程度上承認聘財是婚約成立的事實要件。如白居易《井底引銀瓶》詩中寫到：“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可見，下聘禮代表著婚姻的正式締結。

　　聘禮除去是婚約成立的重要證明要件之外，也起著擔保婚約履行的功能。在悔婚、妄冒（指婚禮中的冒名頂替等欺騙性行為）、違律為婚（違反法律的規定結婚）幾種情形下，法律分別根據男女雙方在婚姻締結中的過失程度予刑罰處罰，以及規定過錯方返還聘禮或不追聘禮。對于女方悔婚，《大明律》甚至規定女方需“倍追財禮給還”，即將“財禮”雙倍返于男方。這里的“財禮”一定程度具有成婚定金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對聘財的認定標準相當寬松，對聘財的形式及數量并無嚴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財不拘重輕，但同媒約言明納送禮儀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納征”之禮。“‘聘財無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圖非常明確，聘禮不以錢物多少為限，只要雙方具有以此作為聘禮的共同認識，即為法律所認可。對聘禮的具體形式，法律并未有明確限制，可以是錢也可以是物。聘禮不論財物多寡，不論禮物之形式，但是聘禮又需要莊重雅致，以表達對婚姻的尊重。這就是唐律所說“若鄉間為貨之物，如巾帕之類，不得即為聘財。”

　　彩禮源于婚俗，而后定為制度，彩禮不僅是婚約關系存在的證明，更重要的是對婚姻締結的擔保。古代法律一開始對彩禮沒有數量和形式的硬性規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禮這一古老的婚姻儀式，強調婚姻的神圣性和莊嚴感。但是，由于婦女在傳統家族制社會中并不具有獨立的個體價值，傳統的婚姻締結必須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結婚對象的挑選并非基于情感，彩禮中的財產屬性被放大，由此導致的女家待價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終使婚姻演變為身份、等級、階層、利益交換的較量。甚至產生最惡劣的后果，家長將女性明碼標價視為婚姻市場的交易品，這種情形從封建社會漫延至民國初年仍然不止。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婚姻法制發生根本性轉變，以男女兩性個體獨立且平等的現代婚姻法制破除“父母之命”的結婚前提，將兩性“婚姻自由”視為根本原則，婚姻中的家長意志被剔除。婚姻自由意味著婚姻的締結不受任何人干涉，法律更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傳統婚姻中彩禮對婚姻成立的擔保價值也不復存在。時代發展，兩性婚姻的締結應當在基于個體獨立的基礎之上，回歸其情感價值。“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彩禮的意義也需要回歸其儀式感的價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