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個學科是否成立，有兩個很重要的標尺：一是看其是否有較悠久的具體實踐，二是看它是否有較為豐碩的理論成果。中國古代悠久的語文實踐，因歷史契機的觸發，在清末出現了漢語詞匯學誕生的土壤。漢語詞匯學與其他一些學科的發展經歷頗為相似，實踐歷史悠久，理論建設較遲。如訓詁學，有人說它已有2500年歷史，這是把早期的訓詁實踐與日后體系完備的訓詁學混為一談了。再如術語學，明代《天工開物》記錄了機械、磚瓦、陶瓷、硫黃、燭、紙、兵器、火藥、紡織、染色、制鹽、采煤、榨油等生產技術，書中出現了許多術語，但那也是術語實踐，并沒有形成理論體系完備的術語學。漢語詞匯學誕生前，中國至少已有兩三千年詞匯實踐的豐厚積累，既有像先秦諸子那樣對名實關系等零星的論述，更多的是語文工具書的編纂實踐，如戰國末年的《爾雅》，漢代的《釋名》《方言》《通俗文》，該實踐活動到清代更達至封建時代的巔峰，出現了《通俗編》《常譚搜》等。零星的論述和詞匯實踐活動，還不足以呈現學科的系統性和完備性。恰在此時，西風歐雨東來，將彼時西方語言學思想輸入到古老的中國學界，兩者結合，煥發出一股新的力量，漢語詞匯學由此開始孕育。

　　西方現代語言學在歐洲興起，傳至中國，促使漢語語言研究開始進行理論醞釀和思考，漢語各分支學科的發展莫不如此。明萬歷年間來到中國的金尼閣，在利瑪竇等人羅馬字注音方案的基礎上寫成《西儒耳目資》。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只用25個字母（5個元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和5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這種比“反切”簡單而科學的方法，使時人和后世學者受到啟發，漢字可走拼音化道路的設想也由此萌生。明季清初意大利籍傳教士衛匡國的《中國文法》、清晚期德國漢學家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等語法成果，更是促成中國第一部“葛郎瑪”（語法）——《馬氏文通》在1898年誕生的催化劑。

　　詞匯學也一樣，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編纂的《漢語諺語熟語集》1888年在上海出版。該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廣收各類熟語，更在于它是對漢語諺語等熟語進行頗具理論色彩研究的開山之作，在同時代的中西學者中較為罕見，對漢語詞匯學的誕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這個“漢語詞匯學”從成立之初似乎就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它理論源于西人對西語詞匯的總結和歸納，用于漢語研究仿佛詞匯的“葛郎瑪”，模仿痕跡極重。

　　例如，漢語構詞法談到復合詞結構時總是用從西方學來的句法分析模式套在復合詞上，有所謂偏正式、主謂式、動賓式等。西方句法分析的方法原封不動用在漢語句子分析上是否合適姑不置論，將用于句子分析的方法再照搬到復合詞結構的分析上，令人頓生張冠李戴之感。如句法分析的主謂結構，其主語多是代詞性成分，而“主謂式”的雙字格復合詞，卻鮮見“我”“你”“他”這類代詞性語素打頭的；而“地震”“海嘯”“質變”“位移”等被人們視為“主謂式”的詞，打頭的語素卻多非動作行為的發出者，而是動作行為發生的處所。

　　漢語詞匯中的一些特殊結構，有時無法用現有的詞匯分析體系做出合理的解釋。雙字復合詞中的一些，釋義時不是按照一般的由前往后，而是要從后往前，例如“漏網”是從網中漏掉，“宅院”是帶有院子的宅，“和親”是以結親的方式求得和平。

　　漢語詞義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是用從西方學來的慣常的詞義分析法很難行得通的，例如“善類”“尊容”用的都是褒字眼，所構成的卻都是貶詞。漢語一些詞語，從韻律的切分上看和從其自身的結構規則上看存在差異，例如“太皇太后”一般人切分時要按韻律兩兩切分成“太皇”“太后”，而該詞語實際的結構應為“太”“皇太后”。像這樣自身的結構規則潛藏于其表面上的韻律規則之下的詞語數量不菲，如“寄人籬下”“有則改之”“暢所欲言”“新新人類”，也都存在實際結構與按韻律規則切分的不同，反映著漢語詞匯的特點。

　　漢語詞匯學需要深入研究古漢語詞匯和漢語方言詞匯的一些特點和規律，也要注意挖掘中國民間的語言智慧，這是目前的“漢語詞匯學”做得遠遠不夠的。古漢語詞匯有很多結構上的特點，如“額手稱慶”中的“額”和“手”之間的結構關系，用現有詞匯學理論無法做出解釋。漢語方言中一些詞語的結構也有特殊的結構規律，是目前的漢語詞匯學未嘗涉及的，如漢民族共同語詞匯中只有兩字疊用構成的詞，如“天天”“每每”“明明”“統統”，但是方言中卻有三字疊用構成的詞，如天津方言稱一些人不務正業地混世界為“喏喏喏”，攔阻或打斷對方話頭時常說“嘛嘛嘛”。熟語中的歇后語更是漢語特有的詞匯類型，它是產生于市井并在民間擁有廣大市場的俚俗性的熟語，反映著近代以來中國底層民眾的智慧，很值得深入研究。

　　漢語詞匯學是如何破繭而出的？該學科在今天看來有哪些缺陷？這些缺陷是對西方理論囫圇吞棗地消化造成的，還是對我們自己優秀的傳統繼承不足所致？這些都很值得深入研究。借鑒西方理論，是借其工具，為我所用。他山之石再好，也要看其是否適合攻我之玉。中國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和豐厚的語言資源，借鑒他人理論的目的是為深入挖掘自己的寶藏，大力弘揚自己優秀的學術傳統，最終走出一條漢語詞匯學中國化的全新之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語言學受西方語言理論影響甚深，漢語自己的文化元素卻被長時間地忽略。那種試圖完全用西方語言學思想來解決漢語問題，或用漢語的例子來證明西方理論的做法迄今仍有孑遺。百多年前西人帶來的理論、方法對于當時尚未走入現代化之途的中國學界而言或有啟蒙的意義，21世紀的今天，漢語詞匯學已誕生近百年，研究隊伍已然壯大，研究力量已十分強大，研究視閾更趨廣闊，所研究的問題也日趨深化，尤其是各種各樣的界面研究，將研究導向一個又一個未知的新領域。因此，漢語詞匯學要在植根于自己深厚文化土壤的前提下，對來自異域的理論采“拿來主義”的態度擇善而從，深入挖掘自己語言的詞匯特點和規律，最終要實現漢語詞匯學的理論創新，走出一條中國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