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憲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劉婉琪（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從解決“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到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適應了我國發展的階段性要求，需緊緊圍繞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牢牢聚焦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當前，實現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發展需直面以下幾個挑戰。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區域差距有待進一步縮小。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我國區域發展協調性逐漸增強。但由于自然環境的制約，以及經濟基礎、產業結構、經濟開放程度、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差異，東中西部發展差距仍然較大。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增速換擋和結構調整壓力。一方面，個別區域發展動能不足，加之經濟結構不夠完善，轉型升級難度較大；另一方面，一些地區人口增長相對緩慢，再加上勞動力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地區發展差距。

　　二是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依然明顯，相對貧困治理長效機制建設任重道遠。近年來，我國堅持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2020年底如期消除絕對貧困，但現階段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相對貧困治理長效機制建設任重道遠。我國城鄉之間特別是收入、消費、社會保障、公共資源配置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農民工難以市民化，如戶籍制度、農民工權利保障制度等不夠完善，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實現市民化的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城鄉居民享有社會權利不對等，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不夠均衡，特別是社會保障（如醫療和養老）、教育等領域。

　　三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收入分配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完善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分配機制和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基尼系數總體上呈下降趨勢，通過一系列宏觀調控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是，分區域來看，由于我國各區域自身經濟基礎、產業結構等存在差異，造成區域間收入水平不均衡。同時，居民收入來源結構存在一定問題，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較低，2020年僅為2.4%。

　　因此，推進共同富裕必須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質量發展。

　　一是堅持推進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發揮先富帶動后富效應。結合各地區的區位特征，精準施策，發揮地區比較優勢的同時，努力補上發展短板，構建統籌有力、競爭有序、綠色協調、共享共贏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等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地區，在深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便利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發揮示范作用，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貢獻；加大力度扶持欠發達地區和老少邊地區，在資金投入和政策上適當向其傾斜，提升后富區域的發展能力；打破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壁壘，鼓勵各地區加強產業合作、資源互補、人才交流，促進區域發展的協同和聯動。

　　二是有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嚴格落實“四個不摘”要求，保持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逐步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對易返貧致貧人口實施常態化監測，重點監測收入支出狀況、“兩不愁三保障”等，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大力推進鄉村建設行動，有效提升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和制度統一，增加農村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服務供給。同時，應著力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建立良好的農村就業環境，加強與科研機構、高校的合作，更好地吸引高素質人才；另一方面，應創新金融支農模式，緩解農民工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引導資金向農村市場流動。

　　三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健全收入分配制度，發揮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減少間接稅的比重，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同時需要引入調節收入分配的稅種，如財產稅等；繼續提高對相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提高低保水平，做到應保盡保，將低保制度與緩解相對貧困的戰略相銜接，使其在縮小收入差距上發揮更大作用；發揮第三次分配在相對貧困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側重以慈善方式做好再分配的有益補充。由于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并不完善，慈善機構的作用并未發揮預期效果，需加大力度支持慈善事業發展，健全工作體系，以有效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