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最高法調研報告建議完善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重點規則

　　□ 本報記者 張晨

　　隨著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活躍在大街小巷，對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權益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近日發布的《關于數字經濟背景下民生權益司法保護問題的調研報告》，特別提到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司法保護難點問題，建議完善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的重點規則，既依法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又促進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全面完善責任承擔規則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高達8400萬人，已經達到五分之一。

　　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可以通過哪些途徑維權？平臺用工關系復雜，行人被外賣員撞傷，該由誰來賠？

　　最高法民一庭以“數字經濟背景下民生權益司法保護問題”為主題開展調研，綜合運用座談訪談、實地考察、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等方式，把調研同執法辦案等工作有機結合，外出調研10次、召開座談會23場，走訪地方法院和有關單位26家。經調研發現，平臺企業和用工合作企業與勞動者勞動關系認定考量因素不明確、不統一，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司法保護的一個難點。

　　報告還指出，勞動者執行工作任務過程中致人損害時，平臺企業和用工合作企業責任分擔存在爭議；勞動者受到損害時，依法、合理、科學的責任承擔規則有待完善。這也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司法保護的難點問題。

　　司法實踐中，如何把握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與促進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平衡關系，準確認定從業人員與平臺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考驗著法院智慧。

　　9月14日，最高法發布2023年人民法院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典型案例。其中，在“刷寶App”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人民法院探索明確了非獨創性數據集合的法律性質和經濟價值，保護了短視頻平臺經營者收集、存儲、加工、傳輸數據形成的合法權益，不斷滿足新業態新模式司法需求，服務保障數字經濟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明確勞動關系認定思路

　　新就業形態下，勞動關系如何認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林嘉長期關注勞動人事爭議處理，她認為，勞動就業靈活化是新就業形態主要特征之一，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用工模式在管理方式、工作時間、報酬支付等方面呈現靈活性、多元性等新特點，進而對法律實踐中勞動關系的認定帶來新挑戰。

　　5月26日，最高法民一庭聯合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典型案例，明確“從屬性+要素式”的勞動關系認定思路，在裁判原則層面給快遞小哥們吃了一顆“定心丸”，也為平臺用工逐步明確了規則預期。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發現，北京、山東等地法院已經把要素式審判模式納入勞動爭議案件審理。對簡單化、類型化的勞動爭議案件，受理之初即為當事人提供簡單明了的案件審判要素表。法官通過要素表迅速抓取案件爭議事實進行重點舉證、質證，庭審后立即制發要素式或表格式裁判文書，推動實現勞動爭議案件簡案快審；對群體性勞動爭議案件則實行集中送達、集約審理，確保在依法公正審理基礎上實現高效審結。

　　在山東省濟南市平陰縣，2022年3月，張某與某電子商務公司簽訂配送宣傳協議，約定張某承攬外賣配送活動，配送過程中保證使用印有相關內容的服飾及配送箱等，雙方系平等的合作主體，再無其他法律關系。同年4月，在一次送外賣途中，張某突發疾病不幸身亡。

　　張某和某電子商務公司之間是否屬于勞動關系，能不能拿到工傷補助金？在這起案件中，平陰縣人民法院堅持事實優先原則，綜合考慮了張某與公司之間的人身依附程度、勞動成果歸屬、報酬核算依據等事實，在雙方構成勞動管理關系的情況下，依法認定了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在林嘉看來，對于此類用工形態，應主動識別“隱蔽勞動關系”，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合法權益。而對于工作時間、工作安排、勞動紀律、勞動報酬等方面實施靈活安排的用工形態，則需綜合考慮勞動者的工作自主性、工作持續性和市場參與性等因素，認定是否成立勞動關系。

　　近年來，我國針對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工作進入規范化制度化階段，多地開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合理界定平臺企業責任，提升勞動者權益保障水平。

　　“新就業形態的百花齊放亟須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的支撐。”林嘉表示，未來我國應致力于構建多層次、高水平、廣覆蓋的勞動保障體系，不斷適應勞動就業形態多元化的發展需要。

　　健全職業傷害保障制度

　　“平臺外包用工中的用工關系性質、主體確定與責任承擔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中的基礎性問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建峰說。

　　此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高法等八部門《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提出“對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勞動者權益受到損害的，平臺企業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其后，最高法《關于為穩定就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提出“推動完善勞動者因執行工作任務遭受損害的責任分擔機制”。

　　“除了以層層外包的實踐為前提的討論外，未來尚可以考慮‘純化用工關系’的思路，也就是采取制度措施減少為了建立責任‘隔離墻’而層層轉包的情況。”在沈建峰看來，通過純化用工關系、事實優先原則的運用以及責任分擔機制的建立，新就業形態平臺外包用工過程中勞動者權益維護的法律關系定性、主體確定和責任承擔問題將能得到更好解決。在制度設計方面，建議基于互聯網平臺作為外賣配送等組織者的身份，明確其應承擔對外包企業選擇、監督的義務。

　　在調研報告中，最高法民一庭建議完善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的重點規則。

　　調研報告建議，對照勞動管理相關要素，綜合考量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依法認定勞動關系。同時，根據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用工法律關系類型，適用相應責任承擔規則。勞動者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確定責任；勞動者執行用工合作企業任務致人損害時，可以依法根據平臺企業過錯、獲益程度等依法確定其責任。此外，還需推動完善新業態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依法完善勞動者受到損害時平臺企業、用工合作企業的責任承擔機制。(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