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從疫情中加速恢復，美聯儲連續加息，全球流動性緊縮，貿易增長放緩，諸多因素導致人民幣震蕩走弱。截至6月3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7.2258，創下年內人民幣對美元新低。不過，6月30日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為96.74，與2月3日的99.86相比，跌幅只有3.12%，處于合理波動范圍內。不難看出，此次人民幣貶值很大程度上是美元自身升值因素造成的，美元指數上漲放大了人民幣貶值幅度。

　　近期美元一路升值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較高利率支持美元升值。高利率引導短期國際資本不斷流向美元資產，推動美元指數一路攀升。人民幣與美元利差反轉，成為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關鍵因素。二是市場預期強化了美元升值。一些機構、企業和個人在離岸市場做多美元，加速美元升值的自我實現。三是基本面改善支持美元升值。美聯儲堅定的加息措施使得銀行信貸規模縮減，物價下降，美國商務部將2023年第一季度實際GDP修正值上調0.7個百分點，支撐美元繼續走強。此外，俄烏沖突造成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漲價，增加了美國的出口收入。

　　與此同時，長期來看，支持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因素沒有改變。首先是較高的經濟增長。今年我國已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經濟發展保質增量，第一季度實現4.5%的增長，在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下，第二季度有望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為全年實現5%左右的增長夯實基礎。我國經濟增長顯著快于主要經濟體，為人民幣幣值堅挺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其次是高水平開放。我國繼簽署RCEP后，積極申請加入CPTPP和DEPA協議，主動對接更高標準、更高規則的貿易和投資協議，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擴大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優勢。在對外投資推動下，1月份至4月份，有17個阿拉伯國家與我國雙邊貿易額實現正增長，9個國家增幅超過15%。隨著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我國成為最大汽車出口國，鞏固了貿易大國和強國地位。

　　再次是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今年第一季度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763億美元，儲備資產存量3.4萬億美元，規模位列全球首位。這就意味著我國總體上外匯供大于求，人民幣匯率從根本上沒有持續貶值的市場基礎。

　　此外，人民幣國際化有序推進也是重要影響因素。當前，SDR籃子貨幣中幣值最穩定的人民幣已成為不少國家的國際支付貨幣。今年3月份，人民幣在中國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中的占比升至48%，人民幣在中國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首次超過美元。隨著經營主體更多使用人民幣結算，外匯市場供求數量和結構進一步變化，匯率風險對實體經濟的不利影響下降，我國承受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

　　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十分復雜，既有一些長期的、根本性的因素，又有一些短期的、關鍵性的因素。從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決定人民幣匯率長期趨勢的根本因素并沒有發生變化，只是一些短期的、關鍵因素影響了市場預期，引發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人民幣匯率有望逐步企穩，隨著市場情緒的平復和理性的回歸，人民幣匯率很快就會轉向經濟基本面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進入震蕩升值和上行期。

　　基于此，需客觀冷靜看待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抓住主要矛盾和決定人民幣匯率變化的主要方面。經營主體應該提高對人民幣匯率擴大彈性、雙向波動的適應能力，加強外匯風險管理，堅持匯率風險中性的原則，基于實需進行套期保值，千萬不能心存僥幸，妄猜人民幣匯率走勢，進行賭博投機，避免非理性投機帶來的匯率風險和不必要的損失。央行要高度關注美國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運用數字技術監控短期資本、股市和債券跨境流動，健全市場溝通機制和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引導機制。尤其是要適應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需要，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拓寬離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從境內外兩個市場優化配置人民幣資源，形成離岸在岸聯動性更強、更加合理的人民幣匯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涂永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