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繼續就職業本科的發展發聲。

　　過去5年，她是全國人大代表，連續向大會提交了《加快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加快推進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政策落地》《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等建議。鄭亞莉說，“探索創新職業本科的綜合改革方式，可以快速解決職業院校發展的瓶頸問題，提升職業教育的質量和吸引力。”

　　從2014年起，職業本科進入到公眾視野。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如今，我國職業本科學校現有32所，在校生12.9萬人，2021年招生4.1萬人。

　　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高職（專科）招生524.34萬人，如果每年保持這個招生規模，意味著到2025年后，職業本科學校每年會招生50余萬人。目前，這一規模離“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的目標還遙不可及。

　　雖然，各高職院校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無可否認，在近10年的探索中，職業本科辦學定位應該如何確定、教育模式如何調整、未來如何提高社會對職業本科認可度等核心問題還懸而未決。職業本科，迎來了“陣痛期”。

　　今年全國兩會，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關注職業本科的三位代表委員及相關專家，他們與記者梳理了職業本科的“前世今生”。同時，就職業本科的發展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職業本科教育規模如何實現

　　職業本科，高職院校早在探索。

　　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到，“探索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去年5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施行，其中明確：高等職業學校教育由專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層次的高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等學校實施。這意味著，職業教育止步于專科層次的學歷“天花板”被打破，為學生未來發展設計了新的路徑。

　　這幾年，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和浙江工商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等本科院校在5個專業上展開了本科層次人才的聯合培養。

　　這種聯合培養方式，用鄭亞莉的話來解釋，雖然學生在高職院校讀書上課，但是學生畢業證書會印上普通本科學校的印章。

　　鄭亞莉介紹，這種培養模式需要兩所學校在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授課教師資源的分配、畢業論文的要求、校企合作如何安排等環節上溝通和協調。

　　“問題在于，普通本科有自己的教育思維方式。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聯合培養方式的主導權實際上在普通本科院校，而職業教育的類型定位難以凸顯。”鄭亞莉說，在聯合培養人才模式探索下，有“3+2”模式（3年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兩年普通本科學校）分段培養和“4+0”聯合培養模式（四年全部在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培養）。“學生在高職院校讀書上課，但是學生畢業證書會印上普通本科學校的印章，這不應該是真正的‘職業本科’培養方式。”

　　全國政協委員許玲作為一所應用型本科院校——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副校長，對聯合培養模式也有一肚子的苦衷。

　　她提到，本科院校有教學評估和專業評估的硬性要求。以廣東技術師范大學為例，應用型高校的教學要求學生要達到160多個學分，即便聯合培養的學生是留在高職院校培養，但是按照教學任務，只有修滿了本科學校的學分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聯合培養的學生需要遵守兩所學校教學模式的雙重規范。”許玲認為，從本科院校的教學流程來看，修學分是規定性動作。但在高職院校看來，這些課程占據了學生太多時間，給校企合作的預留時間更少了，不符合高職院校的教育定位。

　　“對學生來說，讀書上課是在一個學校，而畢業證上卻寫著另一個學校，那么學生還會有疑問，我的母校究竟是哪個？”許玲看來，這種模式下培養的學生還存在“身份認同”的困惑。

　　所以，據了解，高職院校與本科高校聯合培養的方式，無論高職院校和本科高校都存在“無以為繼”的現狀。

　　然而，政策要求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要逐步實現職業本科的教育規模，未來的辦學模式如何走？職業本科的主導權應該交給誰？各院校培養方式如何探索？職業本科發展正迎來從試錯到摸準方向的“陣痛期”。

　　去年5月24日，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給出了一系列信號：進一步加強對職業本科教育的指導，明確辦學定位、發展路徑、辦學機制、教育教學模式、質量管理、生均撥款標準等辦學要求，支持一批優質的專科高職學校獨立升格為職業本科學校，支持優質的專科高職學校內產教深度融合、辦學特色鮮明、培養質量較高的專業，實施職業本科教育。

　　優質高職能否成職業本科主渠道

　　至此，“以誰為主來辦職業本科”好像已經有了清晰的方式，即“支持一批優質的專科高職學校獨立升格為職業本科學校”。

　　其實，許玲提到，最初有專家提到讓應用型本科學校轉型成為職業本科學校，但應用型本科學校的意愿不強，擔心會影響未來招生和社會認可度。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該方案逐漸被淘汰。此后，便是以民辦專科層次職業院校為主來發展職業本科，但因師資力量和代表性不夠等問題也遭遇了多重難題。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教務處處長王紅軍對此也深有同感，“普通本科高校的重點在建設研究型大學，辦高層次的職業教育不是研究型大學的主業和強項；應用型本科高校轉型意愿不大，目前情況下承擔職業本科教育的動力不足。雖然整體實力突出的職業院校有強烈愿望舉辦職業本科，但沒有完成學校升格前，大部分職業院校無法從事職業本科教育”。

　　2015年，教育部等3部門發布《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遴選了部分試點本科高校探索應用型發展模式，開辟了實現本科職業教育的新路徑；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

　　“誰來辦，成為職業本科教育穩步發展的關鍵。”鄭亞莉認為，應該明確56所國家“雙高”學校升格和舉辦職業本科專業是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主渠道，這批學校辦學基礎良好、實力雄厚，類型特色鮮明，能夠發揮引領示范作用，其他形式是輔助。

　　多年奔走在職業教育一線，鄭亞莉認為，職業本科應以優質高等職業學校舉辦為主，其他普通高等學校舉辦為輔。一方面，優質高等職業學校落實 “建設一批高水平職業院校和專業”意愿很強，舉辦職業本科的積極性很高；另一方面，優質高等職業學校，特別是“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已經有了較好的辦學條件，基本具備實施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高標準建設職業本科學校和專業的要求。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專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設置的培養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部分專業，符合產教深度融合、辦學特色鮮明、培養質量較高等條件的，經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可以實施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

　　去年全國兩會時，許玲就在提案中建議，要盡快把“雙高”院校或是“雙高”院校的雙高專業納入進來，根據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和需求程度，適當給地方更多的試點權限，推動職業本科探索的快速發展。

　　職業本科如何高質量發展

　　“職業本科既是‘本科’又是‘職業’。”銅仁學院院長侯長林認為，“職業本科”這個詞既含有本科層次，又含有職業教育類型。因此，職業本科與應用型本科高校處于同一個層次并同批招生錄取，那么應用型本科高校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參照物。

　　職業本科不能成為應用型本科的“翻版”，也不能成為高職專科的“加長版”。侯長林認為，人才培養質量才是職業本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2021年3月，《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印發，在科學分析產業、職業、崗位、專業關系基礎上，對接新經濟、新技術、新職業，更新升級一批現有專業、增設和適度超前規劃一批新專業、淘汰一批落后專業、科學設置職業本科專業。目錄共設置1349個專業，其中職教本科專業247個，調整幅度260%。

　　在鄭亞莉看來，未來職業本科人才的培養要優化提升現有專業，開設更多緊缺的、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形成緊密對接產業鏈、創新鏈的專業體系的基礎，通過與優質企業開展雙邊多邊技術協作，共建技術技能創新平臺，服務地方中小微企業技術升級和產品研發。

　　專業更新升級背后帶來的是對職業本科畢業生的技術期待。在經濟產業快速發展時代，社會對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斷加大，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的需求度不斷擴大。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顯得至關重要。

　　去年6月，第一批職業本科畢業生走出校門。近一年過去后，王紅軍觀察，學生的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研發、設計類等，對技術能力要求較高。從薪酬上看，職業本科畢業生普遍年薪在8萬元以上，平均超過10萬元。在王紅軍看來，“未來職業本科要大力加強本科及以上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

　　“職業本科院校既不能照搬高職院校基礎課程，也不能照搬應用型大學的基礎課程。”在許玲看來，職業本科要打破教育慣性，提高學生的理論素養，也要結合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方案，形成新的教育體系。

　　鄭亞莉建議，職業本科要保持職業教育屬性即保持職業教育辦學方向不變、培養模式不變、特色發展不變。堅持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定位。聚焦使受教育者具備從事某種職業或者實現職業發展所需要的職業道德、科學文化與專業知識、技術技能等職業綜合素質和行動能力而實施教育。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