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江洋（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國際治理研究所所長）

　　2021年11月初，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通過了防止太空軍備競賽的相關決議，包括“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進一步切實措施”。這兩份決議都將中方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其中，標志著此前美國質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要求對相關段落進行分段表決，阻攔該理念寫入聯大決議的圖謀遭到挫敗。

　　美國當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國際社會，但是美國的抵制助長、蠱惑、脅迫了不少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抵制，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難以被西方普遍接受和認同，除了西方捍衛“普世價值”的本能抵制外，更多源于西方世界對中國能力和意圖的懷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不解。只有仔細分析西方心理，才能找到化解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誤解之道。

　　利益掣肘：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如何“計利當計天下利”

　　過去，全球化思維是“雙贏”，即“win-win”。例如，在香港問題上，新中國提出“長期考慮，充分利用”方針，改革開放后又提出“一國兩制”政策，既維護了中國核心利益，又保持香港地區長期繁榮穩定，還維護了英美西方國家利益，實現多贏。但是，西方“零和博弈”思維就會產生“你贏我輸”的感覺，以至于西方戲稱“win-win”是“中國贏兩次”。

　　西方認定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從而發明了國家主權的概念，正如產權明晰才能避免“公地悲劇”，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和權益一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要回答好這些問題：會不會形成國際政治的“公地悲劇”？人類命運共同體尊重各國主權，但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如何“計利當計天下利”？即便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西方國家也不愿意真正拿出“真金白銀”和轉讓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生產、能源轉型。這在抗疫時更得到了體現：寧可疫苗過期，也不愿捐助發展中國家。這些涉及的都是利益問題。

　　體系慣性：誤解、質疑、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深層的原因

　　利益是結果，體系-結構問題是他們誤解、質疑、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深層的原因。

　　中心與邊緣。“中心-邊緣”的不平等思維制約了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態度。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任重道遠。馬克思指出，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西方殖民者“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形成了以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邊緣”的國際發展格局，使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生產和價值鏈的末端。近年來，美國在對華遏制戰略、接觸戰略紛紛失效后改用“規鎖”戰略，試圖將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將意識形態沖突內化為不公平競爭、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勞工權益等問題，為打造“去中國化”的全球技術供應鏈造勢。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這顯然在打破從權力到知識的中心-邊緣體系。

　　結伴與結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原則徹底超越傳統的“拉幫結派”做法和“零和博弈”思維，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意識形態藩籬、超越了社會制度對立、超越了發展水平差異。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一種具有全局眼光和世界視野的前瞻性理念。但是，美國的盟友并不認可命運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擔心這是中國的“離間計”，而中國又奉行不結盟政策，他們怕將來命運沒著落。近年來，立陶宛通過一系列事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便折射出了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國家擔心在美國先后提出“重返亞洲”“美國優先”“印太戰略”后，自身安全沒有著落的投機心態。

　　自主與依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各國命運自主，而美國推行“去中國化”的全球技術供應鏈，尋求與中國脫鉤，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造成阻礙。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例，其構建進程就遭遇網絡霸權體系的嚴重阻礙。美國以安全為理由迫使其盟友棄用華為設備，主張以“多利益攸關方”而不是主權國家作為全球網絡治理的主體，并推行“清潔網絡計劃”，試圖打造全球技術供應鏈和網絡空間的“去中國化”。這種做法雖越來越不得人心，連歐盟近年都強調數字主權，反對脫鉤、新冷戰，但事實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無法從體系上獨立自主，而是受制于霸權國家。

　　思維方式：深層次制約了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思維慣性或路徑依賴是接受、認可、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嚴重羈絆。思維方式問題深層次制約了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整體-關系思維與個體-問題思維。“老天啊！”“My God！”中西方的不同感嘆提示我們，中西方最大的思維差別就在天與神之間、整體與個體之間。王緝思教授曾指出：“中國人是想在解決具體問題前先確立原則，而美國人急于先解決問題再著手提升兩國關系。因此，中國人很容易會抱怨美國為改善中美關系設置障礙，而美國人則批評中國不認真對待美國的實際關切。”正如美國難以認同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一樣，也難以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先從關系、未來導向構建身份與認同的思維，而習慣用個體-問題思維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歐盟此前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合作伙伴與制度性對手，也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如此思維與定位自然會導致其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行抵制。

　　世俗思維與宗教思維。不同于歐洲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的、尊重主權的共同體，其所倡導的理念和思維能防止弱者依存于強者的不平等現象出現。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一神論）強調必然性的命運觀，印度（多神論）強調偶然性的命運觀，中國（無神論）則主張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統一的命運觀，即厚德載物，修德立命。西方其實有豐富的“人類共同體”思想，甚至有“人類共同體”的提法，而中國的創新在于“運”這一人倫的時代表達，并將其拓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命運”不是前世的“天定命運”，亦非來世的“歸宿”，而是今世的“共同命運”。在中國語境中，命運是自主的，因為人是可以“參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運”一方面將人從外界權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塑造了團結共同的人類價值向度。因為命運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樣性的實現方式；因為命運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個體的整體性思維，一起向未來。

　　實體-先驗思維與實踐-系統思維。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主張，在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超越經驗、超越時空、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依靠人們的經驗是無法認識理念世界的；人們關于理念世界的知識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靈之中的，通過后天的學習，可以把它們激活。這種先驗論推動形成歐盟的規范性理念。而中國推崇系統思維、實踐理性，自古強調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杜維明認為，儒家強調“克己復禮為仁”，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卻是“己所欲而及人”。因此，不難理解儒學有“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說，而西方人則有傳教的熱情。中國走的是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因為其具有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獨立自主的文明淵源。

　　如果不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會引發如此多的關注。一些西方國家反對中國提出的任何理念，當然也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尤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是將其視為意識形態斗爭的象征。

　　總之，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質疑既呈現無知與偏見，也有利益驅使、趨勢擔憂，反映西方不習慣、不甘心“源于中國而屬于世界”的理念挑戰其價值觀，這是利益結構、體系慣性、思維方式等綜合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