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黨云峰

　　學者林岫今年出版的《紫竹齋詩話》讓人們看到了“詩話”這一千年文脈的新發展。詩話是我國文學評論中頗有特色的重要傳統，但人們就詩話的起源來說觀點不一。雖然“詩話”一詞來自宋代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但清代何文煥輯的《歷代詩話》就收錄了南朝梁鐘嶸的《詩品》、唐代釋皎然的《詩式》和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明代毛晉提出：“（《詩品》）實詩話之伐山也。”清代章學誠提出：“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當然，《詩品》與《六一詩話》的內容和文風區別是很大的。岳麓書社1985年出版的由王大鵬等編選的《中國歷代詩話選》，不僅納入了《世說新語》《顏氏家訓》，還納入了日本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

　　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

　　詩話的內容比較豐富，歐陽修提出：“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宋代許顗在《彥周詩話》中提出：“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 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由此可見，詩話的內容包括記載詩歌創作軼事、摘錄詩歌佳句、評論風格字句、臧否詩人觀點等。就評論來說，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對白體、西昆體、晚唐體提出了批評，并以韓愈為標桿，提出了詩歌的發展方向，宋詩后來就是沿著這條路發展的。宋代張表臣在《珊瑚鉤詩話》中認為：“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煉句，句中煉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淆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詩話中還有改詩的過程或趣事，例如宋代洪邁在《容齋續筆》記載王安石改《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嚴羽的《滄浪詩話》，不僅是在宋代，就歷代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詩話作品，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5部分，特點在于“以禪喻詩”，嚴羽提出：“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嚴羽指出宋代詩壇的弊病在于“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主張“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嚴羽把詩歌分為九品：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凄婉。嚴羽以“氣象”論詩，認為“唐人與本朝（即宋代）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匯》就繼承了嚴羽的很多觀點。

　　雖然詩話是隨筆，但也會在褒貶之間闡發論者的詩歌主張，鐘嶸提出：“弘斯三義（賦比興），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曹植的詩歌就因“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而被評為上品。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三把古代的“詩言志”解釋為“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突出了主觀情感的作用，拓展了志的邊界。但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則評價袁枚的作品：“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到了清代，“資談笑”的詩話從文人雅趣變成了理論專著，例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等。詩歌藝術的傳承、理論探討在詩話中探討了近千年，涉及創作論、鑒賞論等，并提出了很多觀點，例如清代王士禛在《漁洋詩話》中提出的神韻說，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提出的格調說，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提出的性靈說，翁方綱在《言志集序》中提出的肌理說都在《石洲詩話》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論者不同的主張體現在對同一句詩的不同評價上，例如明代劉永錫的《行路難》中有一句：“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沈德潛以為：“只此數字，抵人千百。”袁枚則認為：“‘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荊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為佳，全無意義。”這種判若云泥的評價正是來自兩人不同的詩歌主張，沈德潛重古意，而袁枚重新意。

　　近代以來的詩話著作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學者到國外留學，在中西合璧中產生了很多影響至今的詩話著作。

　　朱光潛的《詩論》出版于1943年，他認為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的影響究竟有幾分可以接收。”《詩論》中經常同時呈現中西方學者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例如在討論詩歌起源的時候，就比較了《詩大序》的“表現情感”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再現印象”的觀點。朱光潛認為：“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于直覺而短于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

　　錢鍾書的《談藝錄》出版于1948年，他在《序》中提到：“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然書名沿用自明代徐禎卿的《談藝錄》，但主要是對詩話傳統進行中西比較研究。全書共91則，重點分析李賀、韓愈的作品，嚴羽、袁枚的主張，其中第59則至第86則論述的是袁枚的《隨園詩話》，并提出：“蓋性之靈言其體，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氣相通。悟妙必根于性靈，而性靈所發，不必盡為妙悟；妙悟者，性靈之發而中節，窮以見幾，異于狂花客慧、浮光掠影。”錢鍾書在第44則的補訂中還提到：“此余二十二歲時淺見妄言，石遺丈恕其稚騃，姑妄聽之耳。”這體現了錢鍾書的自省。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提到很多國外的文學理論主張，并與我國的主張相參照。例如在第15則論述摹寫自然時就提到：“在西方，創于柏拉圖，發揚于亞里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羅，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亞所謂持鏡照自然者是。昌黎《贈東野》詩‘文字覷天巧’一語，可以括之。”對國內作家點評外國作家的觀點，錢鍾書也會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在第9則提到蘇曼殊將拜倫比之于李白的仙才，將雪萊比之于李賀的鬼才，錢鍾書認為這種評價是不恰當的：“此僧于文字海中飄零，未嘗得筏登岸也。”

　　此后我國學術界還產生了一些有特色的詩話作品。周振甫的《詩詞例話》出版于1962年，選的是詩話、詞話和詩詞評中“結合具體例子來談詩和詞的話”，從欣賞與閱讀、寫作、修辭、風格、文藝論5個方面點評歷代詩話。施蟄存的《唐詩百話》出版于1987年，分為初唐詩話、盛唐詩話、中唐詩話、晚唐詩話，在講解唐詩的同時也把文化背景、如何進行詩歌創作等進行了普及。流沙河的《流沙河詩話》出版于1995年，特色是關注海峽兩岸，在第一部分《隔海說詩》中點評了余光中、紀弦、楊牧、覃子豪等詩人的作品。藝術家吳藕汀去世后，他寫的《藥窗詩話》才于2007年出版，講的是自己寫的一些詩歌背后的故事。

　　詩話隨感式的散漫文風沒有系統性，而且很多時候只說個人的結論，但其中的一句甚至幾句話就能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當然，摘句的吉光片羽讓人難窺詩歌全豹。錢鍾書認為：“《滄浪詩話》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持論本極周密。自解縉《春雨雜述》截取滄浪首四句，以為學詩者不必讀書，詩道于是乎衰矣。”錢鍾書所說的摘句容易引發誤解就是很多人批評詩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選擇、點評同代或相近時代的詩作時，論者難以做到一碗水端平，難免有人情在里邊，袁枚也說：“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情，余未能免。”例如《隨園詩話》中有“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為第一”之類的客套話。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內篇》的最后才提到詩話，他對詩話所持的態度可見一斑。章學誠提出：“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道人心之害。”

　　詩話的國外影響

　　詩話在國外影響很大。例如日本學者池田四次郎編輯的《日本詩話叢書》就有和文詩話29種，漢文詩話30種，叢書中提到：“此書（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于我邦為詩話中之最早者。”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的《日本漢詩話集成》也是從《文鏡秘府論》開始的。日本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作品則是虎關師煉（1278—1346）的《濟北詩話》，此后則是300多年的斷層，直到林梅洞的《史館茗話》出現，已是1667年。很多日本詩話探討的話題、論述的詩人作品來自中國，體現了對中國詩歌理念的繼承和發展。例如芥川丹丘的《丹丘詩話》卷下提到：“古今詩話，惟嚴儀卿《滄浪詩話》斷千古公案。儀卿自稱，誠不誣也。其他歐陽公《六一詩話》《司馬溫公詩話》之類，率皆資一時談柄耳，于詩學實沒干涉，初學略之而可也。”

　　詩話根植于詩歌，我國是詩的國度，詩話也伴隨著詩歌傳承了上千年，從詩話的發展變化中可以看到傳統審美的嬗變。詩話保存了很多史料，輯錄了很多詩歌，尤其是通過對詩歌的理論分析，讓人知道如何鑒別詩歌作品的優劣。可惜的是，如今人們主要是整理出版宋、元、明、清到近現代的詩話作品，當代學人少有著述，在傳承和創新方面還要繼續努力。（黨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