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關系國家發展大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壯大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那么數字經濟的內涵包括哪些？其發展的前景如何？對中國經濟具有怎樣的意義？我們該如何發展好數字經濟？

　　什么是數字經濟

　　根據《“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總體上是一個涵義相對寬泛的概念，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內涵邊界有所不同。

　　從發展路徑來看，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通過數字產業化，關鍵技術和核心產業能夠不斷把消費、生產、服務過程中所創造的數據變成生產要素，從而提供新服務、新應用；通過產業數字化，推動傳統企業、重點產業數字化轉型，實現農業數字化和制造業智能化升級，以及生產性、生活性服務業網絡化普及，從而持續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并賦能三次產業。

　　從構成要素來看，數字經濟包括數據和數字技術兩個關鍵要素。數據自古有之，在互聯網出現后，因為數碼化而記錄、積累成為可供計算機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數據。近幾年來，大數據被廣泛地運用于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和社會治理，成為并列于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新要素。這一新要素的出現，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很大，值得社會各界認真研究。數據要素具備低邊際成本、無損耗、易復制等特點，是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引擎；數字技術具備迭代快、擴散快、滲透性強等特點，兩者通過加快創新的供給和擴散，優化生產函數中的要素配置，提高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高產業競爭優勢。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五大產業類別來看，數字產業屬于換道超車型產業。新結構經濟學根據一個產業和世界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比較優勢以及新技術新產品研發周期的長短等，將實體經濟體的產業分為五種類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以及戰略型。其中換道超車型產業的特征是：產品、技術研發周期特別短，通常6—18個月就有新一代技術投入應用，研發的關鍵投入是人力資本。數字產業符合這些條件，是典型的換道超車型產業。

　　數字經濟的意義和前景

　　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換道超車的寶貴機遇，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8%，數字經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可幫助我國數字經濟的GDP占比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以制造業為內核的實體經濟也會實現提質增效發展。

　　上述五種類型產業與數字經濟的結合應用都具有重要意義。比如，汽車業是一個標準的追趕型產業，但汽車與數字技術結合后帶來的無人駕駛等新技術，以及汽車業向服務業延伸，都為中國汽車業的追趕帶來機遇。又比如，對領先型的家電產業，則可以利用數字化提升價值鏈，繼續保持領先地位。通過數字產業的發展壯大，提高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帶動效應；通過數字經濟賦能五類產業，以數據和數字技術加速落后產業追趕，保持領先產業的優勢，為新時代新征程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動能。

　　此外，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應用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方面，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且在數據資源、人力資本和市場體量方面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一是數據優勢。大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被稱為“21世紀的石油”。中國有超過10億網民，產生了海量數據資源。二是人才優勢。中國是人力資源大國，創新型人才絕對數量高，在研發上有人才優勢。三是市場優勢。中國有最齊全的產業配套，不僅是數據大國、人口大國，也是市場大國、應用場景大國，這些優勢結合起來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前景。

　　怎樣發展好數字經濟

　　一是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在全球產業分工背景下，要充分認識我國的優勢條件，比如在軟件、人工智能、應用場景等領域的優勢要繼續加強；沒有比較優勢的環節，要充分用好國際市場、國際資源。數字經濟的技術更新換代快，企業要取得核心技術需要大量研發投入，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失去中國市場意味著可能失去繼續投入大量研發資金以保持技術領先的能力，所以具有這些核心技術的企業一般都非常重視中國市場。對于那些“買不來”的關鍵核心技術，需要集中力量加快研發。經濟高質量發展要考慮成本和盈利，自己研發所有產品和技術不現實也不可能。同時，要對國際市場的產品和技術保持跟蹤，了解世界發展，認識自身短板并努力趕超。

　　二是積極推動數實融合，拓寬發展空間。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能夠加快傳統產業升級，產生更大價值。我國不同產業的數實融合程度不同，消費服務業與數字經濟的融合創新發展程度最高，一些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發展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原因在于：我國有較好的通信、互聯網基礎；大城市人口多且較為集中；有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人工成本相對較低。而在附加值更高的生產服務業方面的數字化程度，我們同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整體而言，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還有提升空間，我們要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加快不同類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將發展機遇和增長潛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和效益。

　　三是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產業，其應用場景還有待繼續探索創新。針對當前發展階段，政府可以從支持中小企業、加強數據安全、避免壟斷等方面進行政策支持或保障。比如，與大企業的高投入能力、高積極性相比，中小企業面臨較高的技術投入成本以及數字化門檻，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鼓勵措施，助力相關平臺公司開發適合中小企業的專業技術等，幫助它們實現數字化改造以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在服務業上進展較快，但在制造業上還有差距，需要針對不同產業特性采取相應措施。此外，數字經濟建立在數據要素基礎上，涉及海量個人信息，要注意合理使用及保護個人信息，避免企業利用數據形成壟斷以阻礙創新。要根據數字經濟本身的特性、不同的產業特性以及數字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特性不斷調整政策，更好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