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田勘

　　兩會期間，一些代表的提案指向抑郁，尤其是在青少年抑郁的防治上。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向大會提交了《關于重視青少年抑郁預防和治療的建議》。全國人大代表劉慶峰建議，要加速推進人工智能技術在心理疾病及抑郁癥管理中的應用。

　　這兩個提案不約而同從不同角度、不同人群和不同途徑對防治抑郁癥提出建議，既表明，社會已經普遍關注這樣一種隨著社會發展更易在人群中產生的心理疾病。

　　各學科的研究人員正在對抑郁癥產生的原因、防治措施等進行深入和廣泛的研究。盡管研究取得了一定結果，但防治抑郁和抑郁癥還是充滿巨大挑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抑郁具有隱匿性。這種隱匿性既源于人們不把其當作一種器質性或實質性疾病，更在于這種心理疾病的當事人和親朋好友羞于言說。正因為如此，一些發表于專業期刊的研究既指出了抑郁癥的嚴重性，也認為抑郁癥已經成為一種被忽視的全球健康危機。《柳葉刀》最近的一項研究就持這種觀點。

　　這種看法實際上源于抑郁癥的隱匿性，但是，如果深入了解，會發現這是一種比較廣泛的心理障礙——盡管很多人并不會患上抑郁癥，但是會在不同時期的某一時間段陷于抑郁或情緒十分低落的狀態，再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抑郁癥。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2020年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17.2%，重度抑郁為7.4%；小學階段抑郁檢出率為1成，其中重度抑郁為1.9-3.3%；初中階段抑郁檢出率約為3成，其中重度抑郁為7.6%-8.6%；高中階段抑郁檢出率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為10.9%-12.5%。同時，最近一次覆蓋中國31個省區市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揭示，我國成年人群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是6.8%，12個月患病率是3.6%。

　　抑郁癥最早是從青少年時期產生，如果不對其有效干預，就會成為成年時期的常態心理障礙。同樣是近日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精神病學》雜志上的一項新研究提出了青少年時期患心理疾病的人在成年后可能遇到更多的健康風險。美國杜克大學的一個國際研究團隊通過一項為期30年的研究發現，患有早期心理障礙的人（包括抑郁癥）在成年后和生命后期癡呆癥發作的風險較高。因此，在年輕時關注精神健康可能會減輕或延緩日后的癡呆癥負擔。

　　這也意味著，從青少年時期就關注和干預抑郁和其他精神和心理疾病，有助于引導、幫助和照亮青少年未來的人生。也因此，需要從各個方面從青少年時期起就防治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如同防治其他疾病一樣，早發現早預防和早治療是基本的對策。

　　目前對青少年抑郁成因比較認同的有幾點因素：一是學業競爭，包括學習時間長、課程難度大、考試重等，同此引發了攀比和心理失常；二是人際關系趨于緊張，包括家庭關系、家校關系、師生關系、同學同伴關系等；三是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如沉迷網絡、作息紊亂、缺乏運動等。雖然這些原因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實，但是，成年人也有同樣的抑郁誘發因素，如工作壓力大、職場競爭激烈。

　　根據國家嚴重精神障礙管理信息系統統計，全國精神科醫生數量僅有2萬多名，平均每10萬人口僅有1.49名精神科醫生。而且，抑郁癥發病機理復雜，需要精神科醫生進行專業診斷和識別，而非精神專科醫院醫師對抑郁癥的識別率低，同時校園、社區等免費心理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也使得一些抑郁者不易辨別。社會、學校、家庭也容易誤把青少年抑郁癥認定為青春期叛逆現象。如此，即造成誤診誤判，也失去了早日干預和對癥下藥的時機和路徑。

　　對此，既需要解決專科醫生不足的問題，還需要采用信息時代的新方式，如人工智能，進行更專業和更柔性的輔助篩查，以減少就診者的擔憂。如果能建立一個心理健康服務平臺，進行包括對抑郁癥在內的各種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智能篩查，就有可能更準確和更早地發現抑郁人群，進行有效引導和干預。當然，這樣做需要建立一系列規則，如自愿、知情同意和為求助者保密等。

　　通過各種舉措防治抑郁，才能讓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成長，并在未來成為國家的棟梁。在防治抑郁癥方面，不只是科研手段要跟上，社會層面的措施也應當建立。不只是要建立和依靠醫療系統，心理咨詢系統，還應當建立第三個系統——社會支持系統。后者是一個更全面、作用更廣泛的系統，能起到“短期是診治，長期是成長，全程是陪伴”的作用，以彌補現有醫療系統和心理咨詢系統的不足。但如何建立和運行，有待探討。（張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