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給新安旅行團的回信

新安旅行團在解放區

　　新安旅行團和新安小學有著怎樣的關系？它們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故事？

　　新安小學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9年創辦。1935年10月10日，該校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以文藝為武器，宣傳抗日救亡。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關懷指導下，新安旅行團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歷時17年，行程5萬余里，足跡遍及全國22個省份。

　　在淮安河下蓮花街的蕭湖通濟橋畔，有一座已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名人墓葬，這里長眠著將一生獻給人民教育事業的新安小學老校長汪達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被侵華日軍占領。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興起。在江蘇淮安，新安小學校長汪達之深深認同中共的抗日主張，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感澎湃著這位29歲年輕校長的心靈。他認為，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兒童，都有責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汪達之1902年出生于安徽黟縣，是陶行知先生的學生和堅定追隨者。1923年，汪達之讀到陶行知的《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深深贊同其中師生應“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張，對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汪達之進入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范，成為該校第四期學生，系統學習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

　　1929年，陶行知在淮安北門外河下鎮創辦新安小學，親自兼任第一任校長。1930年，受陶行知委托，從曉莊師范畢業的汪達之來到淮安，出任新安小學第二任校長。

　　“組織新安旅行團，正是汪達之校長的主張。”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館長顧學讓說，“九一八”事變后，日寇加快了侵華的步伐，怎樣喚起民眾，團結更廣大的力量一致抗日？汪達之決定，帶領孩子們組織旅行團，在修學旅行中宣傳抗日主張，以社會為大課堂，踐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教育思想，發動廣大民眾、投身抗戰洪流。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團第一批團員14人，冒著蒙蒙細雨，從淮安西門外古運河碼頭，登上南下的小輪船，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團員年紀最大的19歲，最小的年僅12歲，他們身著白襯衫和藍色工裝褲，腳踏草鞋，各自攜帶一把雨傘和一只行李袋就出發了。” 顧學讓介紹說。

　　第一批“新旅”團員、也是唯一健在的團員、99歲的曹維東老人曾回憶：“（當時）穿了一套工作服，帶了一個袋子，這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了，隊伍從河下鎮出發了。出發的時候，河下鎮的一些父老鄉親、一些學生家長送我們。他們有人依依不舍掉了眼淚，但是我們都雄赳赳氣昂昂地走了。”

　　陶行知先生對新安旅行團給予了全力支持，他不但將母親的500元人壽保險金全部贈送給“新旅”，還幫“新旅”從上海購買了一架德發牌電影放映機，一臺小型柴油發電機、電唱機和幻燈機，并為孩子們準備《一·二八淞滬抗戰紀實》《民族痛史》《抗戰》等幾部抗日影片和數十張抗日救亡歌曲唱片。

　　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內，記者看到了當年陶行知提供給孩子們的電影放映機。顧學讓講述了放映機的故事：在當時的農村，“新旅”每到一處，都會放映影片，宣傳抗戰主張。四里八鄉的民眾們老遠趕過來觀看。為維持開銷，“新旅”最初曾規定每位觀眾看電影付3個銅板。不久，汪達之看到很多人沒有錢，只能遠遠觀望，他決定，不管大人小孩，只要喊一句抗日口號，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等，就能免費進場看電影。用放映電影的形式宣傳抗戰，“新旅”在中國抗戰史以及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36年5月，新安旅行團抵達上海。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當年的一批著名進步學者和藝術家前來給孩子們授課。比如，洪深、張庚講戲劇與導演，艾思奇講哲學，孫冶方、駱耕漠講政治經濟學。曹維東回憶，團員們還參加了著名導演蔡楚生的兒童抗日電影《小五義》的拍攝，他在劇中擔任第二主演。在上海，“新旅”深入工廠、學校、碼頭，走上街頭，組織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并擔任魯迅先生出殯時挽歌隊。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炮火紛飛的前線戰場，在支援前線的大后方，在堅持抗戰的敵后根據地，都活躍著“新旅”孩子們的身影。

　　史料和“新旅”團員們的回憶，還原了這群淮安孩子的“烽火歷程”——在西安，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同志指示“新旅”在國民黨統治的廣大地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學會在統一戰線形勢下進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在蘭州，團員徐志貫、張牧等加入中國共產黨，“新旅”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批準下建立黨支部；在武漢，團員們冒著炮火，救助傷員，激勵軍民同仇敵愾，打擊侵略者。陶行知寫詩贊譽他們“人從武漢散，他在武漢干。一群小好漢，保衛大武漢”。1938年7月，周恩來同志在武漢接見了汪達之和徐志貫，對來自家鄉的孩子們給予鼓勵；在桂林，“新旅”團員以天然溶洞為課堂，教孩子們讀書寫字，宣傳抗日主張。至今七星巖的崖壁上還留著他們的標語“敵人在轟炸，我們在上課”。途經桂林的周恩來同志，再次看望了“新旅”團員，鼓勵他們壯大隊伍。

　　1941年“皖南事變” 爆發后，新安旅行團輾轉經香港、上海抵達蘇北鹽城。劉少奇、陳毅接見了全體團員，賦予他們“組織十萬兒童”的重任。“新旅”不負眾望，組織起18萬名兒童團員，勞軍支前、站崗放哨，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抗戰勝利后，新安旅行團給毛主席寫信，匯報工作和學習情況，表達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革命斗爭的決心和信心。1946年5月20日，毛主席親筆給“新旅”復信：“新安旅行團全體同志：來信收到，極為感謝！祝你們努力工作，繼續前進，爭取民主中國的勝利。”如今，這封珍貴回信的復制件就保存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

　　十七載革命歲月，五萬里救亡征途。從1935年到1952年，誕生在抗戰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團，在17年時間里，行程5萬余里，吸收團員600多人。顧學讓說，“新旅”通過放映抗戰電影、排演街頭歌舞劇、教唱救亡歌曲、寫標語、繪壁畫、編輯出版刊物、組織發展兒童團等多種多樣的宣傳形式，開展抗日救亡，為號召廣大軍民共赴國難，取得抗戰最后勝利立下功勛，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著名作家冰心稱贊他們是“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今天的新安小學校園內，靜靜矗立著周總理與“新旅”“小好漢”們的雕像。“小好漢”的耳畔沒了轟鳴炮火，取而代之的是朗朗讀書聲。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180多件與新安旅行團相關的實物，還原了“新旅”的歷史歷程。“新時代，孩子們用各種方式傳承‘新旅’精神。”顧學讓介紹，新安小學厚植紅色基因，著力構建“敢為小先生、能做小主人、爭當小好漢”的“三小”育人體系。學生們牢記周總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教誨，常常在課余擔任紀念館的講解員，向參觀者回顧先輩的光榮歷史，在聲情并茂的講述中賡續紅色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