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五臺地區規模最大最完整的藏傳佛教寺院菩薩頂老照片 喜饒尼瑪供圖

　　山西五臺山寺廟林立，其中分黃廟、青廟兩大類。黃廟即藏傳佛教寺院(當地稱喇嘛廟)。對于篤信佛教的藏族百姓來說，五臺山是一個非常神圣的地方。八思巴、釋迦益西、十三世達賴喇嘛、九世班禪、章嘉呼圖克圖等不少藏傳佛教高僧都曾在此誦經駐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五臺山宗教界很快成立了“僧界救國會”。他們以“救國救難僧人有責”為宗旨，發動各寺廟僧人聯合起來，選拔僧人進行武備訓練，抵御外侮，以拯國難。

　　在華北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被動局勢下，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以五臺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戰略部署。1937年9月，聶榮臻將軍率部開赴晉、察、冀、綏四省交界開展游擊戰爭,駐扎在五臺山一帶。

　　當時，五臺山蒙藏等各族僧人共有1000多人。能否得到蒙藏僧人的支持，不僅關系到信教群眾對抗日的支持，還可以消除日本借助佛教手段在蒙藏地區進行離間之計。八路軍到五臺山后，認真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僧眾一致抗日。聶榮臻等多次親臨五臺山，結合五臺山的民族和宗教情況，他認為對佛教、寺廟、僧侶，不能簡單地以“封建迷信”而論。聶榮臻要求機關、部隊都要愛護寺廟文物古跡，不干涉僧侶們正常的宗教活動。這一做法，使五臺山僧眾對共產黨、八路軍有了新認識。

　　這期間，晉察冀邊區政府和五臺縣委都非常重視五臺山地區的統戰工作。在五臺山舉辦了訓練班，宣傳抗日，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為了照顧僧人的生活，遇到災年，政府便撥款撥糧救濟寺僧……寺僧自發組織了五臺山蒙藏同鄉會，開辦了蒙藏學校，主動參加政府舉辦的喇嘛訓練班學習。邊區政府逐步成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以及農、青、婦等抗日群眾組織，建立政權。五臺山僧人也提出“抗日救亡，僧眾有責”的口號，表示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綱領。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49人，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的代表、各抗日軍隊的代表、各抗日階層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數民族的代表，以及“來自晉察冀三省部分縣的‘動委會’‘救國會’‘自衛會’的代表，并有五臺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蒙藏代表兩名(蒙古族李銀舉、藏族黨仲加磋)，佛教代表兩名(黃廟二喇嘛依什捧磋、青廟僧會長然秀)等參加了這次大會。五臺山黃廟依什捧磋(臺麓寺二喇嘛)在會上的發言非常感人。他說：“……我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在這國家一致抗日的期間，我們也是抗日的。……我們許多和尚、喇嘛，也都來參加抗日，也組織僧人動員會、自衛隊。拿槍去殺日本鬼子，我也肯干的！因為羊羔還有跪乳之情，烏鴉還有反哺之恩，廟里有個老佛爺，也還要給他燒香點燈，難道我們就沒有一點血性嗎……”

　　此次會議得到五臺山蒙藏同鄉會及各寺的歡迎和擁護，特向大會發了賀電:

　　晉察冀邊區軍隊司令聶、政治部主任宋，并轉大會各代表鈞鑒：

　　倭寇侵我，華北幾于淪亡，人民檢其屠殺蹂躪，筆諸難局。幸賴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民眾團體、努力奮斗，遂有今日組織臨時政府滿之結果。將收復失地，民族振興，實現自由幸福之新中國，在此一舉。本會等謹率全體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黃兩廟僧眾，愿忠實接受這個政府之領導，抗戰到底，并愿盡可能聯合蒙藏人民即各方僧眾，團結一致，驅逐倭寇出華北，出中國，特此敬賀。

 
五臺山僧俗抗日武裝喜饒尼瑪供圖

　　1938年4月16日，佛教圣地五臺山舉行僧眾大會，將原“僧界救國會”改稱為“佛教救國同盟會”。于是，“69座寺廟的漢、滿、蒙、藏、回各族僧人1780多人，積極擁護抗日救國的主張。其中占三分之二的青壯年和尚、喇嘛1100多人，參加了抗戰的實際活動”。

　　五臺山佛教救國會（簡稱“五臺山佛救會”）成立之初，適逢中國共產黨提出“在可能和必要時發行救國公債”的財政經濟政策，五臺山僧人自愿組織認購晉察冀邊區發行的公債2000元。這一方面體現對新成立的抗日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幫助抗日軍隊解決最為迫切的軍隊補給問題，緩解了日軍經濟封鎖的困境。依什捧磋喇嘛在執行黨的合理負擔、減租減息等政策的過程中，主動給佃戶減租糧15萬斤。他還積極支持邊區的抗日工作，受到政府的表彰和人民的尊敬，被推選為晉察冀邊區的參議員。

　　1938年6月17日，“藏傳佛教同鄉會”再次發起為駐扎在五臺山地區的抗日軍隊募捐防寒衣服、鞋襪等300余件；并為駐軍供給柴火，贈送糧食，募捐錢物，為開辟五臺山根據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38年4月13日至17日，在五臺山相繼舉行“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慶賀平型關、忻口戰役勝利大會”，藏傳佛教僧人和同胞近千人參加。

　　“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臺山‘蒙藏同鄉會’發起并組織了慰勞抗日前線將士的活動。第一次黃廟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同胞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紅糖20斤、茶葉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同鄉會’的這一行動，帶動起五臺山其他寺廟的僧人和當地農民群眾，掀起募捐慰勞抗日將士的熱潮。尤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臺山僧人參加了八路軍，其中包括菩薩頂等10處藏傳佛教寺廟僧人30余人。他們被編入晉察冀二分區四團，人稱‘僧人連’，充分顯示了藏傳佛教同胞抗日愛國的飽滿情緒。”

　　抗日救國組織的形成便于集中抗日力量，進行有計劃的軍事和經濟籌備活動，同時，由于組織成員的特殊性，組織活動又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隱蔽性，成為抗日軍隊的信息站和聯系橋梁，在探聽日軍行動和贏得更多軍事準備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戰略意義。

　　“1938年初，五臺山地區成立了抗日自衛隊。由于隊員不斷增多，槍支彈藥嚴重短缺，遠不能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經過調查，得知鎮海寺水樂院藏有一部分武器。于是，自衛隊決定設法動員該寺喇嘛獻出所藏槍支，支援抗日。”

　　五臺山僧人在抗戰中同各族群眾密切配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積極開展抗日活動。“1938年9月至11月，日軍調集2萬多兵力，對五臺山進行‘掃蕩’。為了更好地掌握日軍動向，保護僧侶和寺院的文物，八路軍派五臺縣四區區長胡培模等人化裝成僧人來到寺院，領導我們僧侶自衛隊配合八路軍戰斗。……我們僧侶自衛隊還走上抗戰第一線，直接參加打擊敵人的戰斗。

　　“1938年10月9日，日軍在五臺山地區遭到五臺山僧人自衛隊和八路軍、農民自衛隊的伏擊。次日，日軍采取報復行動。首先派出飛機在五臺山上空襲擾投擲炸彈，隨后日軍步兵從鴻門巖金閣寺分兩路侵入五臺山臺懷鎮楊林街，以及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等寺廟，到處搜查，惡意毀壞文物古跡。在顯通寺當家和尚然宇的住處，搜出了‘五臺山佛教救國會’的印章，然宇被日軍立即捆起來審問。同時在梵仙山寺廟里搜捕了5名抗日工作人員，都被捆綁在顯通寺松樹上，準備殺害。在這緊急關頭，僧會長然秀急速派人到羅日侯寺請來喇嘛楊金巴。為了贏得時間，他又親自跑到菩薩頂禪堂院叫來能講蒙語和日語的喇嘛席增閣，讓席增閣喇嘛與日軍翻譯交涉。然秀帶領240多名僧人跪地念經求佛保佑。席增閣喇嘛用日語向日軍隊長說:‘寺院和尚是信佛教徒，與日本佛教一樣，只念阿彌陀佛，不參與政事。‘佛教救國會’印章是八路軍送來的，與當家和尚然宇和寺院僧人無關，不應治罪。’席增閣喇嘛又解釋說:‘從梵仙山寺廟抓來的外籍人，都是來五臺山朝山拜佛的，只因兵荒馬亂無法回去，他們不是八路軍干部，也不該問斬。’席增閣和楊金巴二喇嘛還講解了五臺山佛教圣地的歷史，指出寺院乃修善之所，不可殺生害命，并說佛爺可保佑日軍太平無事，躲災避難。日軍隊長終于被說服了，當即釋放了然宇和尚和我5名抗日工作人員。”

　　1938年11月，八路軍準備在石溝峽谷伏擊過路的日軍。僧侶自衛隊積極配合。戰斗打響后，日軍在八路軍官兵的打擊下亂作一團，擁擠著往回撤。看到這種情況，守在溝口負責堵截敵人的自衛隊員在慈因法師的帶領下，爭先恐后地往山下滾石頭、扔木棒，砸得日軍哇哇亂叫。自衛隊在日軍的掃蕩中為掩護八路軍，機智地同日寇周旋，為八路軍創造了更多的殺敵機會。

　　1942年4月的一天，五臺山佛救會接到通知，區武委會主任楊大可帶領部隊接收彈藥，五臺山佛救會為配合這次行動，組織10余名青年僧人協助，負責查看行動路線，監視敵人，護送八路軍，命令僧人：“不準點燈，不能讓狗叫，嚴守機密，泄露者殺頭……”這天夜間，五臺山一片漆黑，西北風呼呼作響。區武委會主任楊大可率領七八十個民兵悄悄溜進寺院，搬出彈藥箱，經過菩薩頂，轉向南山，將500余顆手榴彈、1挺機槍、30萬擔糧食、12000多發子彈順利地運出，交給抗日政府，支援了八路軍。

　　五臺山寺院在全國僧侶中是很有影響的，早在1938年1月新華社就為此發出快訊 ，“我們出了家，但并沒有出了國。”這一消息在全國佛教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五臺山各族僧人積極參加抗戰，捐款捐物，組織抗日團體，進行抗日宣傳，祈禱抗戰勝利，乃至參軍參戰，為國家安危奔走抗爭，充分體現出他們的大局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再一次證明在全民抗日救亡運動中，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風雨同舟、共赴國難，在遭受慘痛侵略、奮起并肩抗戰的過程中，共同的命運把各兄弟民族緊密相連，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參閱資料:

　　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

　　《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

　　謝音呼：《五臺山僧眾抗日斗爭業績》，《山西文史》。

　　陸崇相、高振林：《走上抗日戰場的出家人》，《解放軍報》，2005年9月6日。

　　辛補堂：《抗日救國 匹夫有責》，《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辛志強:五臺山各族僧侶抗日救國的史實,五臺山文史資料第三輯５４—５９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