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呈現去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趨勢

　　隨著科技創新能力與國家實力、財富和安全的關聯日益密切，科技競爭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由此產生科技發展地緣政治化問題。科技發展的地緣政治化意味著地緣政治因素正成為影響和左右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具體表現為科技創新受地緣政治因素裹挾的現象更加普遍，科技發展呈現去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趨勢。去全球化意味著各國科技創新和應用更加強調本土化和自主化，分裂化則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的科技發展存在科技體系分裂化和碎片化的可能，某些領域的體系分化已經開始。

　　一方面，各主要經濟體將科技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能力，以此為重點重構國家安全戰略。在這一過程中，各個國家和地區更注重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待許多重要的經濟行業、技術領域和礦產資源，力圖將技術研發和生產過程轉移到本土或接近于本土的地方，并紛紛出臺技術補貼和引導投資法案，以加速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的本土化和自主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一些核心技術的國產化替代腳步。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電池、半導體、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加快了產業布局和產能爭奪，出臺各項政策引導產業回流、鼓勵技術研發和投資并強化限制性條件。在關鍵礦產和戰略性礦產資源領域，大國加強地緣布局，資本爭奪和資源民族主義、保護主義也呈加強趨勢。在網絡空天等新疆域，大國紛紛強化安全戰略部署、政策引導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紛紛制定或出臺了引導半導體芯片技術研發、產能布局和投資的法案或路線圖。

　　另一方面，全球科技體系存在被人為分裂化的可能和傾向，部分技術領域已經開始出現體系分化和碎片化。除了斬斷中美之間的技術和產品流通渠道、限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美投資融資、對中國科研工作者封停創新工具、直接打壓和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和高校等實體、大幅限制和切斷雙方科研合作等短期手段外，在長期政策上，美國更試圖將科技政策同意識形態掛鉤，同盟友聯合制定標準、組建盟友經濟圈。盡管美國政府的官方話術在2023年年初開始從“脫鉤”向“去風險化”轉變，但美國對華科技政策的實質并未改變。“去風險化”最早于2023年3月由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所提出，這一說法一經提出便得到了美國的迅速呼應和推廣。在同年5月舉行的七國集團（G7）領導人廣島峰會上，“去風險化”被正式寫入峰會公報中，成為美國聯合諸多西方發達國家在紙面上定位同中國經濟關系的框架性政策。

　　相比于歐盟國家更強調增強自身抗風險能力和經濟抗壓能力，美國在使用“去風險化”一詞時更多強調的實際上是“去中國化”，其本質上仍是站在戰略競爭的角度，試圖在經濟和技術上孤立與遏制中國。2023年以來，美國除了繼續制裁和打壓中國互聯網和通信企業等科技企業外，在半導體芯片領域，美國更是加快了在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等方面同盟友協同對華的舉措。包括日本、荷蘭在內的一些美國盟友為響應美國對華打壓制裁，結合各自優勢，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領域緊跟美國步伐，試圖重塑全球技術和產業鏈格局，進一步加劇了科技體系的分化。

　　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明顯增強

　　科技地緣政治化分裂的不僅是科技體系本身，還包括針對新興科技進行監管和治理的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大國圍繞治理標準和規則的爭奪使得科技治理體系存在進一步分化和分裂的可能。當前，一些大國正在數據規則、通信標準、太空標準等新一代國際標準制定方面展開競爭。例如在人工智能治理和監管領域，歐美2023年以來頻頻發力，通過深化盟友協作、建立“統一戰線”和打造標準制定“小圈子”的方式力推西方標準，謀求監管領域的主導權。在人工智能監管領域，2023年以來歐盟相繼發起了人工智能倫理討論、推進人工智能立法并主動尋求對外拓展，其于2023年6月通過《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后，頻頻派出官員同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就人工智能監管問題進行商談，竭力推動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成為全球標準。歐洲議會、歐盟成員國和歐盟委員會三方，終于在漫長談判后，于布魯塞爾當地時間2023年12月8日晚，就《人工智能法案》達成協議。這一法案將成為全球首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面監管法規。

　　科技地緣政治化趨勢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和人民生活福祉，并成為影響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支撐，同國家安全的融合度不斷加深。近年來的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事件更是加劇了科技地緣政治化的發展。

　　新冠疫情使民族利益優先、本國利益至上情緒進一步蔓延到科技領域。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依靠“離岸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而疫情發生后世界供應鏈被打亂，各個國家發現在藥物、醫療設備等方面不能過于依賴單一市場，否則在極端情況下會危及自身安全，因此提出供應鏈多元化和“近岸外包”。隨著“去風險化”所涉及的技術和產業范圍不斷擴大，各國對外關閉或條件性開放國內市場的事件時有發生，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明顯增強。此外，烏克蘭危機發生后，一方面，西方國家在諸多科技領域推動對俄“脫鉤”，制裁引起的科技封閉和全球科技版圖碎片化的趨勢持續深化，科學問題政治化和科學研究受政治脅迫正成為一種常態化的世界現象；另一方面，大量西方科技企業在沖突中選邊站隊，遠離地緣政治沖突的互聯網基礎資源都成為制裁工具。

　　科技發展地緣政治化的趨勢不僅增加了全球科技發展分裂化、碎片化的風險，推高了人類科技發展的代價，而且也構成了全球科技協同發展和治理的障礙，影響全球問題的協同解決。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