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進私募基金行業規范健康發展，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5件依法從嚴打擊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對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爭議較大的問題予以回應，進一步明確了司法標準，以加強辦案指導。

　　私募基金，是指以非公開方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的投資基金，在服務實體經濟、支持創業創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為例，其一方面可以為創業者提供融資，另一方面，相關企業在創業成功時，也可以為投資者提供高額回報。故而私募基金一向是資本市場的熱點之一。不過，其也有相對不透明性、高風險性等特點，因此盡管國家對私募基金的事前監管強度低于公募基金，但相關事后執法司法卻不放松。

　　這次發布的5件案例都是在2015年后才進入刑事司法流程的，有的終審判決在2023年才出爐。從這些案例來看，案件類型各不相同，可以歸納出涉及私募基金投資和管理中的三大風險。將其列示出來，既可警戒投資界人士，也可為投資者的日常維權提供參考。

　　第一類是基金違法募集的風險。法律對私募基金存在不少監管要求，如基金、基金管理人應當到基金業協會備案，對基金的投資人數有上限要求等。實踐中，一些不規范的基金運營者為了盡快實現資金到位，往往允許風險識別和承擔能力弱的投資者“拼單”“代持”。“前端不正后端歪”，此類基金募集后，往往也不按照規范分賬戶運營，而是會混成一筆糊涂賬，打著甲項目的名號投資乙項目，借新債還舊債，最后管理人力不從心，資金鏈斷裂，給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如此次公布的蘇某明等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雖然其是合法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但其實際行為并不構成合法募集私募基金資金，而且資金被混同使用，因而被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有些私募基金雖然存在不規范經營之處，但如果經營順利的話，管理人一般也會給予投資者一定回報。相比之下，危害性更大的是“假私募，真詐騙”，即一開始就沒打算正經投資，資金到賬后就直接轉為其他用途，投資者從一開始就基本沒有獲得收益的可能，如此次公布的中某中基集團集資詐騙案，相關人員涉嫌集資詐騙罪，刑罰也更重。

　　第二類是基金管理人員直接非法占有基金資金的風險。私募基金本身是“管錢的”，利益誘惑多，又不是上市公司，運作相對不透明。如果管理人員直接在賬目上赤裸裸地把一個基金的資金挪用到另一個基金中，或挪為他用，那么就會構成挪用資金罪。而如果是利用職務之便，做假賬、修改真實交易數據、隱瞞收入來侵吞資金的，則構成職務侵占罪。此次公布的案例中也有所涉及。

　　第三類是基金管理人員實施其他違法履職行為的風險。這可能體現為多種形式，此次公布的胡某等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中就涉及管理人受賄。相關人員在將基金資金用于收購某地產項目的過程中，受賄數百萬元以幫助某公司中標該地產的玻璃幕墻等工程，并透露了項目預算等信息。此案涉及情形不是私募基金所特有的，因此更具有普遍警示意義。

　　我國近年來對私募基金的監管和執法均有所加強。本次公布的案例均涉及多個主體，行為環節多，資金鏈長，投資者要自行通過民事起訴方式維權的話，較為困難，甚至根本就不易發現案件線索。因此，公安、檢察機關介入調查起訴，可以更好保護投資者權益、維護投資者信心，促進私募基金業規范發展。

　　與此同時，投資者也應該秉持“買者自負”的風險意識。較之于公開市場散戶，私募基金的投資者經驗更豐富、投入的資產更多，可以依據法律和基金合同更積極地行使監督管理人的權利，如定期了解相關投資信息，而不是以過去買理財產品的思維坐等管理人剛性兌付承諾的高收益。

　　有鑒于此，對于投資者來說，最要緊的是在事前抵制誘惑，不要在明知的情形下還主動參與相關不合格、不合法基金產品的募集，也不能因為管理人個人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保就認為高枕無憂。無論投資機會是來自網站、電話、親友，還是講座、推介會、分析會，越是天花亂墜的說辭，越是“貼心方便”的購買渠道，越是信誓旦旦的擔保，就越值得警惕。

　　（作者系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