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偉達CEO黃仁勛近日在訪問日本時宣布，英偉達將在日本建立一個人工智能（AI）研究實驗室，并在當地打造一個AI工廠網絡。黃仁勛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其他內閣成員的一系列會談，揭開了日本人工智能開發能力的面紗。

　　雖然黃說“日本具備制造自主AI所需的技術和產業能力”，又說“英偉達的協助不可或缺”，但筆者認為如果不了解日本AI發展和軟件研發的現狀，英偉達的支持可能事倍而功半，甚至半途而廢。日本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從學界主流到政界主流依然重硬件而輕軟件，說句讓他們耳朵痛的話：他們到現在還躺在過去模擬技術時代的“霸權”回憶里，對數字技術和軟件的認知比美國和中國要落后好幾代。

　　只要在日本生活工作，你就會發現很多應用程序和軟件的迭代速度非常慢，甚至沒有迭代。不僅軟件界面的設計有著和中美歐不一樣的審美，而且速度慢、容易卡頓，隨時有宕機的風險。究其主要原因，是軟件被視為硬件的補充，不算是創新的努力方向。“不就是0和1的不同排序嗎？”這種思維彌漫在日本“產官學”的主流，更諷刺的是，老齡化少子化進一步固化了這種思維，重硬輕軟的人依舊控制著“產官學”的話語權和預算權。

　　上世紀80年代是所謂“日本第一”的時代，日本的“產官學”的確掌握過模擬技術的霸權，但隨著“廣場協議”的誕生，日本不僅進入經濟泡沫化，甚至出現了“國家泡沫化”，其代表就是中曾根康弘的“正常國家化”。而日本所謂“點錯科技樹”的原因，可以說就是在那時埋下的。和美國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第一次半導體戰爭”的敗北，容易成為日本的自我辯解，但在筆者看來，雖然有著美國制造的“戰后框架（體制）的天花板”，但放棄軟件和半導體的迭代，專攻硬件和硬件制造設備的迭代是日本主動的選擇。

　　而中曾根的“國企民營化”，也從經濟社會層面助推了一把。在那之前，日本電信電話和日本國鐵還是代表日本的世界級選手；在那以后，民營化催生的日本鐵路公司（JR）和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滿足于日本市場的主力選手地位，基本放棄了在世界市場的競爭，當然背后還是美式市場主義在作祟。日本的高鐵除了把列車車廂賣到臺灣地區以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重要市場收獲。背后還有一個問題是，日企基本放棄了對速度的追求，而專注于成本的降低。殊不知，數字技術時代、數字經濟環境下，交易成本的背后是交易速度。軟件技術的迭代，不僅能影響硬件，甚至能定義硬件。數字經濟環境下，需求定義供給，而不是供給限制需求。

　　當年的阿根廷被稱為受到了“資源的詛咒”，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失去30年的日本，除了人口問題以外，可以說是掉進了“模擬技術陷阱”，受到了“硬件的詛咒”，因基本不具備數字技術的迭代能力而被美國割了韭菜。時至今天的日本社會，從“印章文化”到“傳真機傳統”，模擬技術文化陷阱無處不在。更有甚者，各大企業集團各搞自己的數字化，而日本政府除了出臺“經濟安保法”來限制企業以外，在底層邏輯上根本無法為數字化開路。

　　實際上，岸田政府也在為日本數字化作出努力，但近幾十年在這方面的知識落后不是一丁半點兒，岸田政府找庫克、邀請黃仁勛，手里還是只有手機和顯卡這些硬件設備。黃仁勛說，日本具備制造自主AI的技術和產業能力。沒錯，原型機都能搞得出來，但是迭代和在市場中生存下去需要的不僅僅是硬件算力，更需要“碼農算力”和“市場算力”，這些也被稱為“共同體算力”。痛定思痛，岸田政府為訓練AI開了綠燈：個人隱私保護法在此不適用。但日本的“共同體數據量”還是有限的。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其語料的漢字屬性是中國以外最強的，當年在底層編碼技術開發的時代，日本對漢字編碼化的貢獻有目共睹。今天，我相信日語語料和日本的數據也能為漢字文化圈AI的訓練作出新的貢獻。日本需要解決自己數字化路上的攔路虎，也需要構建開放的新環境，如何利用好列島以外的語料和算力，并為列島以外的市場和漢字共同體作出貢獻，是岸田政府和之后的政府需要解決的底層邏輯問題。（作者是華僑大學客座教授、前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