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伴隨著全國性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城市商業的繁榮，北京作為都城，消費中心地位不斷形成并鞏固，集中體現在居于中心并輻射全國的市場格局的形成，具體表現在輻射全國的商品流通、遠涉重洋的對外貿易、體系完整的市場布局、日益深入的區域聯動等方面。

　　明清時期北京形成了居于中心并輻射全國的市場格局

　　明清時期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貨，紛紛匯聚到京城的商業市集，所謂“五方物產，九土財貨，莫不聚集于斯”。據北京崇文門稅關檔案統計，崇文門稅關每年稅收額可高達30余萬兩，是清代征收進城商貨稅最多的中央稅關，被譽為“天下總匯之區”。清代每年沿運河北上來京的漕船多達6000余只，隨船而至的各類油酒、茶葉、布匹、白糖、紙張、瓷器等數十種商品，“均為京師日用必需之物”，成為京城龐大市場消費的主要來源。

　　明清時期“前三門”地區作為內外城交流的主要通道，成為北京店鋪最集中、商業范圍最大的區域，街市之間形成了日益緊密的經濟聯動效應。在城市東西兩側交通要道附近，分別形成了東四、西四等商業區。定期市集之外，結合中國傳統時令，形成了燈市、廟市等節日消費模式。另外，曉市、鬼市和街巷胡同中的流動攤販，均成為城市商業布局的有效補充，大大提升了基層市場的活力。時至今日，曾經回蕩在胡同巷口里的老北京吆喝聲，業已成為京味文化獨具特色的文脈元素。

　　明清時期京城大量皇室、官員、外國使臣等消費群體的聚集，帶動了城市奢侈性消費貿易的發展。以前門大街珠市為例，乾嘉年間俞清源在《春明叢談》中記載：“珠市當正陽門之沖，前后左右計二三里，皆殷商巨賈列肆開廛。凡金綺珠玉以及食貨如山積，酒榭歌樓歡呼酣飲，恒日暮不休，京師之最繁華處也。”充溢于市場的各類高檔商品，有來自南方的珍貴絲綢，東北的人參、貂皮、鹿茸，云貴地區的藥材，甚至還有西域寶石、俄國皮毛，以及歐洲的鐘表、琺瑯等。正如時人所言，京城市場“匯萬國之車書，聚千方之玉帛。帝京物品，擅天下以無雙；盛世衣冠，邁古今而莫并”。

　　明清時期北京不僅擁有全國最大的商業市場，而且聚集著大量外地客商，甚至還有眾多遠涉重洋而來的外國商人。明末來京的安徽商人多達萬余，主要經營茶葉、布匹等貿易。另外還有來自江浙、閩粵、東北、西南等地的商人，為敦睦鄉誼、規范經營，他們紛紛在此組建了本地區的商業會館。據統計，明清時期北京的會館共有五百余座，它們在聯結商人商幫、制定行業規則、穩定市場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

　　哪些因素促進了明清時期北京消費中心地位的形成

　　從明清時期北京消費中心地位形成的歷史過程來看，穩定的糧食供應機制、完善的交通運輸條件、靈活的稅收制度和外貿政策、合理的城市布局等，均是北京消費中心地位形成的重要因素。

　　穩定的糧食供應體系是北京消費中心形成的基本條件。明清時期，運河沿岸的八個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萬-400萬石左右的糧食，以供應皇室宗親、官員士子、百姓兵丁等。圍繞京城糧食消費中心，分別在京郊、天津、河北等地形成了眾多大規模的糧食交易市鎮，如通州、直隸雄縣白溝河、霸州蘇家橋等。這些糧食集散地作為都城糧食供應、糧價平抑的支撐，不僅保障了都城最大的消費來源，同時也是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完善的遠距離運輸通道的形成是北京消費中心形成的基礎保障。自元代開鑿的大運河，到明清時期不僅被作為漕糧運輸的通道，更逐步成為南北物資交流的大動脈，有效供給著北京這座被稱為“運河漂來的城市”。明清時期運河的商品流通量已經遠遠超過漕糧運輸量，并與長江、沿海的溝通日益緊密，保障了都城在全國水路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同時，以北京為中心的陸路交通的開辟與拓展，不僅增強了都城與全國各地的聯系，也保障了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以出廣寧門的南方大道為例，“天下十八省所隸以朝覲、謁選、計偕、工賈來者，莫不遵路于茲”。這條大道也是從北京通往南方的官方驛路，有力促進了王朝國家內部的信息交流與民族融合，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格局鞏固的必要條件。

　　合理的區域城鎮布局促進了北京消費中心功能的深化與拓展。明清時期在京城東西兩側，分布著諸多規模不一的交通樞紐與古鎮聚落。東側以運河沿線的通州、張家灣、河西務為代表，這里不僅是漕糧接駁、存貯的重要碼頭，也承擔著北京與俄羅斯、外蒙等地的貿易中轉。西側以長辛店、模式口、三家店為代表，它們是京城燃料、木材、礦石等能源的主要供給區，同時也是連接北京與北方內陸的交通樞紐。由京郊向外，北京又置于京津冀經濟區的中心，從糧食貿易、鹽業配給到商品流通，形成了更大范圍的經濟循環體系。

　　靈活的稅收與外貿政策是北京消費中心形成的有利因素。清政府與周邊國家建立朝貢關系的同時，允許貢使將帶來的貢品在京出售，并允許隨同來京的商人進行交易。為體現懷柔遠人、與鄰和睦的目的，康熙二年規定“凡外國進貢之人，帶來貿易物件，應令崇文門監督，止記冊報部，不必收稅”。這一免稅政策的推行，吸引了眾多外商來華貿易。清初來京的朝鮮使團多達數百人，完成朝覲活動之后例允在館舍開市貿易。據時人記載，當時“館門乍閉旋開，諸商捆入，達夜喧爭，殆不能睡”。清代作為外蒙使團來京朝貢居住的外館，從清中期成為京城最集中的蒙貨貿易中心，大量商人在此經營著北京與庫倫之間的商業貿易。這支商隊從北京出發，沿張家口向北最后到達庫倫，成為“張庫大道”上的重要力量。

　　北京如何進一步推動消費經濟發展，不僅需要結合北京城市資源稟賦的特點、因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還應關照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特別是870年建都史的發展歷程。從明清北京都城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暢達的道路交通體系、靈活的稅收管理制度、合理的區域經濟布局以及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等，都是當今北京消費中心建設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史志學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閱讀鏈接

　　崇文門：天下第一稅關

　　明清時期北京作為都城，成為全國范圍內最大的消費中心。全國各地的商人攜帶各式商品而來，以滿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這些客旅商貨都需在崇文門登記報稅，故崇文門關有“天下第一稅關”之譽。明代大運河終點從積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門成為經由水路到達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門即設有征稅宣課司，到明中期成為京城總稅關，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民國以后，崇文門關稅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一度是北方軍閥間相互搶奪的目標。最終于1930年正式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