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日前稱，德國對中國的“天真已經結束”，德國經濟部正在制定新的對華貿易政策，降低對中國市場及產品的“依賴性”。他的這番言論在全球經濟界乃至德國內部都引起不少人搖頭嘆息。德國政府歷來以政策制定的穩定性和成熟性聞名，也因此贏得了全球經濟界和企業界不少人士的好感和尊敬。然而德國政府近段時間針對中國經濟的“脫鉤”言論一再損害外界的這一印象。有德國金融界的朋友對筆者說，要和中國“脫鉤”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天真”，是自討苦吃。還有的企業主無奈地嘆息：“我們最風光的日子是和中國市場合作的幾十年，現在看，好日子要過去了。”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德國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無論是大型制造業企業，還是數不清的中小企業，幾乎都從中國市場上獲得了豐厚回報。像制造業集中的巴登-符騰堡州和北威州，那些機械制造和紡織設備廠商，甚至是多達數百家的二手設備經銷商，在中國市場都可謂如魚得水。

　　然而近年來德國政界開始鼓吹與中國“脫鉤”，產業鏈外移。一家在江蘇設廠三十年、專門從事室外體育用品制造的德國企業主對筆者說：前幾年德方計劃把生產工廠搬到東南亞，但是去了以后發現當地除了人工略為便宜以外，其它一切條件都不如中國，結果企業成本不降反升，決定還是繼續在中國開發新的產品。有過這類經歷和感慨的德國企業不在少數。他們對于德國政府的態度轉變感到不解和困惑，特別是對德國政府如此反常地干預市場活動感到“吃驚”。德國政界對中國抱有偏見，這是德國企業家的共識。

　　德國政界對華態度的反常變化令人深思，但也有其內在邏輯。德國工業在二戰以后迅速崛起，并很快在世界市場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德國制造”成為德國崛起的招牌，德國馬克也成為國際市場炙手可熱的“硬通貨”。這些成就和輝煌也讓德國在國際舞臺上充分享受到尊嚴和榮譽。但是，德國膨脹的經濟政治抱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和歐盟的“天花板”制約，這讓德國政治精英很不舒服，卻又無計可施。

　　德國在二戰以后依然保留美國駐軍，安全上受美國和北約的保護，德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帶有“美國色彩”也不足為奇。不得不聽命于美國，是德國無法完全獨立自主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國在華企業通過多年的經濟人文交往和融合，對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權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感同身受，對中德聯系的不可分割程度理解很深。但是在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之后，德國政府很難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公正判斷。

　　英國“脫歐”對德國經濟界和企業界人士很有刺激性和吸引力，他們也有擺脫束縛進入一片更廣闊天地的訴求。對德國工業產品來說，雖然歐洲是它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但中國市場意味著更強大的購買力和發展潛力。去看看江蘇省太倉市德資工業園，作為德國企業界在中國最為成功的工業園區，數百家企業齊聚此地嘗試各種合作創新，力圖為企業發展開拓新的市場，讓這片園區成為不少德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發中心和產品銷售的理想之都。

　　2021年中德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450億歐元，中國連續六年成為德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今年以來，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反復攪動了市場穩定，給中德貿易產生一定影響，也一度給德國企業在華信心造成一定沖擊，但仍有超過半數的德國企業看好中國未來發展。疫情逐漸平穩后，市場信心迅速回升。許多德國企業家堅持認為，疫情只是階段性現象，德國企業依然看好中國的穩定和預期。德國大型企業如大眾、巴斯夫等繼續加大對華投資，此外還有近三成德國中小企業決定實現生產“本地化”，以減少材料價格波動和市場沖擊可能帶來的影響。德國金融界對中國的銀行交易業務，貿易融資發展潛力以及資本市場同樣充滿信心，不少金融精英認為中國的金融市場未來大有可為。

　　德國經濟一直是歐洲經濟的支柱。長期以來為支撐歐盟繁榮，德國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但隨著俄烏沖突持久化，德國像“三明治”一樣受到來自美國、歐洲和俄國的多重壓力，德國政界感到力不從心，把怒氣、怨氣撒到中國頭上。殊不知，這樣做只會令德國嚴峻的通貨膨脹和就業形勢雪上加霜，讓德國經濟陷入更大的麻煩。德國與西方過去數十年同中國保持緊密經濟合作，經濟大體一直能穩定保持低通脹、高發展。其“高通脹”幾乎與同中國“脫鉤”的宣傳同時發生，這個事實難道還不具備說服力嗎？

　　現在西方政界有一種極不正常的傾向，似乎在產業鏈上“依賴”中國是“危險”的、甚至是“罪過”，對這一點應當設法糾正。一個最簡單的市場經濟學原理是：哪里的市場穩定，購買力強，勞動力技術熟練，生產效率高，就“依賴”哪里，而不是“依賴”政治偏見選擇市場。決定市場的，應當是市場主體，而不是戴著有色眼鏡的政府官員。中國成為其他國家企業可以“信賴”和“依賴”的伙伴，這是中國人通過誠實守信、踏實肯干的行動掙來的。更何況，當今全球化本就是各國相互依賴的關系，依賴程度深應是各國之“幸”而絕非“禍”。（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