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的導引下，基礎研究很快將會成為中國科技的下一個熱點領域。為了使其健康有序地發展，避免出現“一窩蜂”以及濫竽充數現象，需要設計與制定合理的基礎研究的激勵機制與評價標準。這是最直接的調控工具，應該認真對待，否則很可能會出現事倍功半的結果。

　　我們需要探討如下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從事基礎研究的動機偏好與激勵機制如何設計？其次，基礎研究成果如何評價？

　　基礎研究是探究事物本質的研究，其成果離市場化應用很遙遠，這也就意味著此類研究商業化和變現的能力都比較弱，而且其成果的取得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它存在的意義在于拓寬人類的認知視野與增加人類的知識庫存。從這個意義上說，從事基礎研究是需要熱愛和情懷的，畢竟發自內心的熱愛是所有動機中排在首位的要素。在功利主義甚囂塵上與量化考核越來越精細化的雙重擠壓下，如果沒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基礎研究事業很容易萎縮，很少有人樂意從事。畢竟，作為理性人在市場經濟中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從事基礎研究的成果和收益是不確定的，如何評價他們的努力就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有效的激勵機制應該把從業者的個體偏好與激勵靶標匹配起來，只有這樣，基礎研究隊伍才能維持在一個穩定的規模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為整個科技大廈源源不斷地產出基礎性知識。

　　基于這種理念，筆者認為在基礎研究的激勵機制設計中要考慮如下兩個問題：首先，研究隊伍的適度冗余原則。換言之，要保障基礎性知識供給的連續性，要適當地擴大基礎研究隊伍的規模，避免人才隊伍出現大起大落現象，并始終維持在一個適度寬松的規模。按照偏好程度，基礎研究人才的隊伍結構可分為三層：核心層、中間層與外圍邊緣層。根據邊際效用原理，在科技共同體中有一部分人既可以從事基礎研究又可以從事應用研究，從隊伍結構來看，這部分人處于外圍邊緣層。在政策調控下，一旦從事基礎研究的收益是穩定的和可預期的，那么這些人會從應用研究領域撤回到基礎研究領域，反之亦然。其次，通過激勵機制形成知識的蠕變效應。所謂的知識蠕變效應是指在持續穩定的微小投入刺激下，經過時間的累積作用，最后帶來基礎研究局面的重大改變。

　　為了使上述激勵機制的設計目標平穩落地，需要對基礎研究進行細分。筆者曾根據研究的不確定性與難度把基礎研究從0到1的突破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0~0.5、0.5~1以及1~N階段。

　　基礎研究的0~0.5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漫無目的的探索未知的研究，完全無法規劃與預測，它理應由科學共同體中最具理想主義情懷的個體來承擔，科學史的研究已經無數次證明這類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比較稀少的，他們是基礎研究隊伍的核心圈層。那么，在這一階段，國家只需要輔以不計任何回報的適當投入即可。

　　在0.5~1階段，由于研究的目標已經很明確，此時需要由那些持現實主義理念的科技共同體成員來完成，這是基礎研究隊伍中的基本盤（中間層），同時也是基礎研究投入中的主戰場，其絕大部分投入由國家提供，所謂世界范圍內的科技競爭主要在這個階段內展開。

　　至于1~N階段的基礎研究，這部分研究屬于基礎研究成果橫向擴散與拓展階段，由于基本科學原理已經明確，它完全可以由基礎研究團隊中持功利主義理念的外圍人員來完成，從而加快實現從科學原理向技術原理的轉化，這些基礎研究隊伍中的外圍人員通常是指那些介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科研人員，他們的歸屬方向完全由兩個相鄰研究領域的邊際效用來決定，即哪個領域邊際效用高向哪個領域轉移，這種現象也是基礎研究活躍度的重要檢驗指標，理想狀況下，它的投入主體應該主要由市場來提供。

　　由于基礎研究各階段成果產出的不確定性與差異性，對基礎研究產出的評價必須考慮時間折扣效應。所謂時間折扣是指人類傾向于對更遠的未來發生的結果賦予更低的價值，由此導致我們在評估中更喜歡即時滿足而無法忍受延遲滿足。遺憾的是，基礎研究成果不像應用研究成果，前者要在遙遠的未來才能看到它們的價值，而后者往往能立竿見影般很快就顯示其價值，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在評價中，我們經常對基礎研究成果給予低的評價，而對于應用研究成果給予高的評價。

　　這種評價的差異會影響科技共同體成員對于收益的計算。因此，對基礎研究產出的評價必須是基于回顧性的、歷史角度的。這就需要從制度安排上對于基礎研究成果的評價給予補償，只有這樣才能沖抵評價中由于人類認知造成的時間折扣效應，從而向科技共同體成員傳達明確的激勵信號：承認可以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而且回報可觀。

　　同時，筆者認為，在推進基礎研究的過程中，要避免出現三種情況：首先，警惕科技界的機會主義盛行。政策傾斜帶來資源投入的增加，易導致以哄搶資源為目的的投機分子大量無序涌入，從而破壞基礎研究的研究范式和脆弱的生態系統；其次，在基礎研究中設立研究“特區”。尤其是在0~0.5階段的基礎研究，利用政策工具穩定核心人才隊伍、穩定基本投入，超長周期評估，這部分的投入要完全基于無功利性目的來運作，甚至抱著顆粒無收的決心，這是國家為獲得新知識、新思想必須付出的成本；再次，要避免由于懶政的短視把應用研究成果的評價模式簡單移植到基礎研究領域的做法。畢竟從功利主義評價模式向理想主義評價模式的轉變是一種徹底的認知轉變，也是靈魂拷問。而這些我們已經遺忘得太久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