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近日以微弱優勢通過了“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標志著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進入了新階段。一方面該法案處處設置針對中國高科技發展的“損招”；另一方面則加大了對美國高科技發展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包含對半導體產業的巨額支持和補貼內容。該法案還須通過參議院審議，再經總統簽署后方能付諸實施。事實上，白宮早已經迫不及待，法案進入實施是遲早的事。

　　2021年12月，劍橋大學與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發布《偉大的競爭：21世紀的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該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科技在快速上升，未來10年，即使不會超過美國，在包括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等領域，中國將逼近美國。

　　實際上，從2016年特朗普政府明確了針對中國發動科技戰的戰略之后，中美兩國政府和產業界對這場博弈的重視程度就已大大超出學術界和智庫的研究層面。拜登上臺后，美國針對中國科技進步的圍堵行動不斷升級，“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若最終付諸實施，無疑將成為這場博弈的重要事件。如果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對方的認知和戰略，我們自身如何行動，將成為左右這場博弈的關鍵。

　　對我們來說，最根本是要樹立起科技創新需要長期主義的思想意識。美國對華發動科技戰，新冠疫情導致的“芯片荒”，以及國內對平臺經濟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三大因素，促使中國高科技行業開始扭轉過去長期依賴美國核心技術的產業路徑和發展慣性，真正在國家層面確立起獨立自主發展核心技術、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路線，投資界和產業界也開始將主航道快速轉向硬科技的創新與發展。當然，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無序擴張暫時受阻的投機資本依舊在四處尋找突破口，某些缺乏實際市場需求和獨特技術支撐的概念，依然在攪動著社會。比起他國政府的明槍暗箭，某些披著“創新”外衣，與投機資本高度結合，有能力在全社會刮起浮躁之風的炒作，對科技創新的傷害更大。

　　急功近利永遠是創新的對立面。今天我們在高科技發展方面面臨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長期對創新認知的誤區。創新絕不可能不勞而獲，也不是一夜暴富的密碼。真正的科技創新必須立足于長期主義，敢于承擔成本風險，埋頭苦干。

　　毋庸諱言，美國當下在技術和產業層面相對于我們還占據著明顯優勢。但是，在市場競爭層面，我們不需要太過悲觀。遭受美國阻擊最為嚴重的華為，2021年營收同比下降28.9%，但研發投入仍高達1240億元，這是企業信心的證明，也是長期主義的體現。面對美國的打壓，華為“鴻蒙”與“歐拉”兩套操作系統突飛猛進，中國IT業第一次能夠從底層開始構建真正實現主導又面向全球開放的產業生態，這是過去難以想象的。

　　中國科技進步經歷短暫的痛苦，能否鳳凰涅槃，真正改寫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除了依靠企業界的努力，更需要政策層面堅持長期主義。核心問題是夯實基礎中的基礎，為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包括從小努力開啟和培養創新意識的基礎教育，系統性支持和支撐基礎研究的高等教育，以及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和法律環境。這些都是創新的關鍵基礎設施，是支撐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科技進步必定要面對來自內外部的各種紛擾和侵蝕，這是創新之路無法逾越的階段。對科技發展進程和中美科技戰的形勢研判，需要抱持科學理性的態度，立足關鍵點：第一，采取動態而非靜態的認識視角。至少需要基于前后10年關鍵數據的動態比較，才可能有一定的依據來推導和研判發展的趨勢性。第二，要抓面，更要抓重點。歷史上能夠改寫產業格局的主要是少數重大技術創新和最具有能動性的領導型企業。因此需深刻把握國際科技領軍企業在當下最真實的戰略和進程，關注當前最具全球化潛力和能力的領導型企業。第三，善于區分真正的決定性力量和干擾性力量。以自上而下的國際關系視角和自下而上的高科技視角雙管齊下認識國際科技競爭態勢，而最終的決定性力量還是自下而上的高科技力量，因此，深刻把握高科技規律比單純著眼國際關系本身重要得多。

　　總之，在外部壓力與內在需求的雙重作用下，我們需要在戰略和政策層面完成一次根本性的創新，加快補足和夯實支撐長期主義的創新性基礎設施，加上中國企業煥發的創新能動和主動性，就一定能夠打破美國政府絞盡腦汁對中國科技發展設置的各種藩籬。最終，促使那些在全球科技發展和產業鏈條中搞孤立主義的國家化墻為橋，回歸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的大道。今天，中國高科技的未來已經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堅定長期主義的創新意志和戰略決心，中國高科技不但可以支撐自身發展需要，更可以為全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程做出關鍵性的貢獻（作者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求是特聘教授，清華長三院數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