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0年10年間，我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下降0.04個百分點。從人口年齡構成看，15至59歲人口占63.35%，60歲及以上人口占18.70%。與2010年相比，15至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7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未來一段時期將持續面臨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壓力。那么，如何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給長期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呢？筆者認為未來可以從人口質量和空間分布入手，大力發掘人才紅利和人口集聚紅利。

　　“七普”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與2010年相比顯著提升：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達到2.18億人，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未來，合理利用和配置人力資本、營造良好的促進創新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對于進一步培育、發揮人才紅利至關重要。

　　另一個紅利來自人口集聚效應。“七普”數據顯示，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穩步推進，城鎮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2020年我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約9億人，占比63.89%，與2010年相比增加2.36億人，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參照發達國家80%左右的城鎮化率，未來我國還將有16%的人口進入城鎮。勞動力從農業轉移至城市工業或服務業不僅本身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加強了人口的空間集聚，帶來了集聚效應。這不僅有助于激發創新、促進知識傳播和人力資本積累，還有利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提升整體工業制造的生產效率，更能夠促進勞動力和廠商之間的匹配，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本。此外，人口集聚能夠刺激消費，并且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及其乘數效應，創造更多需求。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省級人口數據，2010年到2020年間，廣東、浙江、新疆和西藏這10年間的人口增長率超過10%，位居全國前列；北京、重慶、貴州、寧夏、福建和海南的人口增長其次，在5%至10%之間；上海、天津、江蘇、山東、陜西、河南和廣西的人口增長在0至5%；廣東、浙江和北京不僅人口增長靠前，它們在2020年的15至59歲勞動人口比重也位居全國前三。其余省和自治區這10年間人口則為負增長，其中黑龍江和吉林出現了超過10%的人口負增長。總的來看，人口的集聚或流失呈現非常大的地區差異，而且人口增長多極化，這可能是由區域性的增長中心或城市群所拉動的。

　　人口集聚與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效率密切相關。進一步考察2010年到2020年間各地區人口的集聚態勢和各地區生產要素空間配置效率的關系，筆者發現那些在期初資本配置更有效率的地區，在接下來的10年里更易吸引人口流入，因而有更高的人口增長率。同時，那些在期初就為外來移民提供了更好的社會和政策環境的地區，在2010年到2020年間獲得了更高的人口增長和集聚。

　　由此可見提升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效率對于促進人口集聚至關重要。所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要大力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降低各類顯性和隱性的移民成本。“七普”數據顯示近10年間我國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這說明移民成本在下降。但是還有很多隱性的移民障礙亟待改善，比如提高移民求職、安家落戶和享受各種公共服務的便利性（醫療、子女教育等）。在資本市場上，要改變依據城市行政級別分配資源的傳統，促進資本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此外，在土地市場上，逐步建立地區性土地指標交易市場，更有效利用國土空間資源；完善土地市場化出讓機制；政府要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和各地比較優勢，合理規劃供給住宅、工商業等各類用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人口集聚實質是人口在城市這一空間單元的集中。因此集聚效應的紅利實現離不開構建規模合理的城市系統。都市圈和城市群協同發展是可行的思路。以都市圈為經濟增長極，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而周邊城市的發展，又能反哺中心都市。合理布局和優化城市群內產業結構，促進城市群內多樣化城市和專門化城市并存和協調發展。對于群內特大超大城市，要優化其內部空間結構（包括土地規劃和交通規劃等），力求在發揮集聚效應的同時，減少通勤和擁堵成本所帶來的福利損失。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