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循環，就是經濟資源、生產要素或產品在供求鏈條上的各部門之間流動，在循環中優化配置資源，提高經濟效率，在循環中形成結構變遷，實現經濟發展。1978年以來，我國通過改革開放構建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使國內外兩種資源在循環流動中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這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實現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進入新發展階段，黨中央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意味著要對以往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的格局作出調整和完善，以適應新發展階段的實踐需要。發展經濟學專注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通常是從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循環流動的障礙入手，探索如何通過循環流動來突破各種低水平均衡陷阱，實現高水平均衡。因此，從發展經濟學理論視角分析“雙循環”，有助于深入理解、準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全面貫徹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

　　中國經濟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走出低水平均衡

　　與量變形式的增長不同，發展意味著新模式的涌現，它肇始于低水平均衡的突破并趨向更高水平的均衡。然而，對于許多低收入國家而言，突破低水平均衡、躍遷到更高水平均衡的經濟發展過程，并非像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是自然而然地實現的。低收入經濟體不僅人均收入低，資本匱乏，而且往往市場發育不全，偏重傳統的農業經濟，各種低水平局部均衡并存，呈現出一種整體上的結構失衡狀態。

　　在發展經濟學看來，低收入經濟體往往存在“貧困惡性循環”：在供給側，形成“低收入—低儲蓄—低資本形成—低生產—低產出—低收入”循環；在需求側，形成“低收入—低購買力—低投資引力—低資本形成—低生產—低產出—低收入”循環。在供需兩側的惡性循環中，資本形成不足是關鍵痛點。所以，一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想方設法促進資本形成，擴大投資，才能打破“貧困惡性循環”，沖出低水平均衡階段。為此，一方面，要動員和組織資源向城市工業部門集中，優先推進工業發展，吸收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然后再形成收入和工業品向農村回流，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劉易斯、喬根森、拉尼斯和費景漢的二元經濟模型，托達羅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所刻畫的就是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的國內市場或曰國內循環。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太低，國內儲蓄不足以支撐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需要通過國際貿易獲得資本品，或引進外資，以國外資源彌補國內資本形成的缺口。錢納里等人所提出的“雙缺口模型”以及隨后擴展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所分析的就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為何要參與國際市場或曰國際循環。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我國現代工業產值只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17%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83%左右，現代工業中幾乎沒有重工業。基于當時的經濟現實與發展需要，我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了能在資本極為匱乏的經濟中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政府以計劃經濟方式實現了農業剩余的“工業化轉移”，動員和集中全國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大幅度提高投資率。客觀地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向工業和城市集中，在城鄉之間、各產業之間并未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循環。依靠這種方式，雖然初步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但代價也是巨大的：價格扭曲，經濟結構失衡，在實現重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很大程度上犧牲了農業、消費品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抑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費。此外，當時的中國經濟處于獨立自主的半封閉狀態，除了與亞非拉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援助性的往來之外，幾乎不存在國際經貿關系，沒有真正參與國際循環。

　　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迎來了中國經濟的歷史轉折。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顯著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水平，釋放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民營經濟的興起，促進了工業和服務業發展，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工業和服務業部門。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統一性不斷增強，農民以及城市勞動力跨行業、跨地域的流動成本不斷降低。與此同時，政府強調統籌城鄉發展，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城鄉協調發展產業政策，推動了資源、要素和產品的國內循環，促進了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良性轉化。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發展除了受國內資本形成不足約束之外，外匯也非常短缺，1978年外匯儲備僅為1.67億美元，生產技術也相對落后。但是，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具有較強的工業制造能力，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1980年我國勞動力占世界勞動力總量的比重高達22.4%，而資本形成總額占全球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僅為1.8%，研發投入僅為0.5%。當時，恰逢國際上發達經濟體（包括亞洲四小龍）正在經受成本上升的困擾，需要大量轉移投資和產業技術。中國通過對外開放，抓住了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歷史機遇，積極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通過“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通過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參與國際市場，不僅成功突破了外匯短缺、現代生產技術薄弱的發展瓶頸，而且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城市企業升級改造等問題。隨后，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拓展利用外資，通過參與國際市場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同時也給世界帶來福音。1979年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僅為1.79％，全球排名第十一，位于荷蘭之后。到2008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已上升為7.22%，全球排名第三。

　　以往的國內國際循環模式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的難題

　　當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往在低收入階段的經濟追趕過程中形成的國內國際循環模式開始暴露出其歷史局限性，我們不得不面臨以下問題：

　　首先，為了克服資本形成不足的困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延緩了要素市場改革，壓低了勞動力、資本、資源等生產要素價格，以低成本博取高利潤的方式加速資本積累，形成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導致的一個潛在問題是，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較低，大部分勞動者成為低收入群體，導致社會需求結構失衡，從而約束了國內需求。與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相同發展階段相比，中國經濟更倚重國際市場。

　　其次，我國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雖然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的投資，但由于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尚不夠完善，導致城鄉之間在居民收入、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生活水平偏低、農村消費不振，最終表現為城鄉循環不暢。

　　再次，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呈現明顯的空間差異，即區域發展不協調，這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之間的相互促進，限制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業已形成的國際循環明顯偏重東部沿海地區，內陸地區更多處于國內價值鏈之中。僅利用外資一項便可窺見一斑：1979-2016年，東部地區利用外資占72.36%，中部地區為19.03%，西部地區僅為8.61%。最后，當時我國參與國際市場，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不僅獲取的比較利益不夠多，而且對國外先進技術和關鍵中間產品的依賴性較強，存在技術“卡脖子”的產業安全隱患。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客觀必然性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任務發生了變化，這對通過國內國際循環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中國已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要素稟賦結構和社會需求結構都發生明顯變化，面臨著不同于低收入階段的發展問題與發展任務，需要轉換發展動力、改變發展模式。一方面，勞動力資源不再豐裕，環境資源約束凸顯，資本不再像以前那樣稀缺，外匯不足問題早已不復存在，因此，“資源換資本”不再是參與國際市場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動力機制正在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獲取世界先進水平的技術，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實現，很難再像過去那樣通過參與國際市場實現“市場換技術”。

　　其次，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體量、貿易規模、資本跨國流動規模等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參與國際市場足以影響國際經濟。2018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為16％，全球排名第二。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中國進出口數量會對國際市場的商品價格產生重要影響。僅此而言，參與國際市場也不能簡單追求出口數量，更需考慮進出口數量的最優化問題。此外，一國參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相對比例也要受其經濟規模的影響，小國的內部市場小，往往有較高對外貿易依存度，其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國際循環；大國一般擁有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國內循環余地更大，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國內需求。

　　最后，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發達經濟體相繼進行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美國等發達國家甚至啟動再工業化戰略；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國際地緣政治等導致經濟全球化退潮，全球產業鏈呈現明顯收縮趨勢，我國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關系從互補合作轉變為競爭合作。2001—2008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7.1%，2009—2019年為1.9%。國際金融危機、經貿摩擦、地緣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部沖擊使我們認識到，在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同時，國際發展環境也發生深刻變化，不斷增長的全球生產能力和全球市場空間狹小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原來認為是短期性的外需沖擊正在形成長期化趨勢，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循環的方式以及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都必須做出相應調整。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面臨的發展任務和國際發展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發展戰略作出的重大調整和完善，是我國經濟發展邏輯的必然。

　　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相關的發展經濟學經典理論，對我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實踐已失去了參考意義。而對于中等收入階段發展中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應對經濟運行面對的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問題，當代發展經濟學還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發展經濟學迫切需要理論創新。當代中國正在進行著人類經濟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實踐創新和社會變革，中國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所提供的經驗素材，都將具有典型的發展經濟學意義。因此，探索新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規律，從中國實踐中凝練出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不僅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對于創新發展經濟學體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作者：葉初升 舒義文，分別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