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效用”到“價值”，這是功利主義的一次飛躍。邊際效用確立了主觀價值，主觀主義在廣義上可以歸為功利主義。

　　經濟學是功利主義的科學，正確理解功利主義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

　　古典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邊沁、穆勒等人。他們認為人總是趨利避害，追求幸福的。功利主義經濟學相對于之前的古典經濟學而言可以說是一個進步。因為如斯密、李斯特和馬爾薩斯等人都是從“物”（生產力或財富）的角度來談“經濟”的，而功利主義使經濟學回到對人的幸福的關注，包含對個體利益的承認，也具有某種“個體主義”的特征。

　　在效用概念的基礎上，經濟學家發現了價值的決定原理，這就是邊際革命中經濟學家發現的“價值取決于邊際效用”的原理。邊際效用仍然是效用，因此“價值”仍然是一個功利主義概念，但和效用已經有區別。從“效用”到“價值”，這是功利主義的一次飛躍。邊際效用確立了主觀價值，主觀主義在廣義上可以歸為功利主義。

　　邊際革命之后，筆者認為功利主義有兩個發展方向。其中一個是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通常說的主流經濟學。基于“經濟人”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個體的效用可以用給定的效用函數來說明。通過效用的計算，可以說明個體在給定的目標或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這種功利主義方法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均衡，尤以福利經濟學為甚。在福利經濟學中，不同個體的效用被假設為可以加總，如帕累托最優就包含了“社會總效用”的思想。

　　功利主義的另一個發展方向是把效用與個體行動的目的性聯系起來。個體根據自己對未來將要獲得效用的判斷來選擇目標和手段，所以在這種方法中，效用不是個體已經獲得的滿足感，而是指個體將要得到的滿足感。這種方法不設置效用函數。相比第一種方法，關注點已經從“效用的計算”（服務于均衡）到個體的選擇（行動）。也就是說，效用本身其實已經不是關注的對象，關注的對象已經切換到個體的選擇（行動）上，這是功利主義的第二次飛躍。這兩個發展方向的區分，與經濟學在何種程度上是一門真正的社會科學有關。

　　我們說，“效用”概念的引入使經濟學有可能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或工藝學關心的是重量、尺寸、密度和技術之類的，但經濟學關心的是“價值”。這與日常生活中，人們關心的是價值而非其他也是一致的。人首要的就是想滿足欲望，經濟學正是從欲望的滿足出發的科學，在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中，這一點體現得非常充分。關于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協調不同人、組織或國家關系的也不是體重、面積和身高之類的，而是“價值”。人際或國際關系是建立在“價值”之上的，而經濟學正是關于“價值”的科學。

　　在經濟學中，真與假、對與錯、善與惡等都是“價值”概念。拿“真與假”來說，如一物或一項服務的價值沒有競爭性的檢驗機制，那在經濟學上就是“假的”，盡管它在物理上是“真的”。重要的“真”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真，而是價值意義上的真，即其價值是否經過競爭性的判斷和檢驗。市場就是這樣的判斷機制，在市場中，人們能夠借助于價格信號去判斷價值。相反，在非市場部門就缺乏這樣的機制。如一個領域不存在市場化的價值判斷與檢驗機制，那么這一領域的生產就是“假的”，盡管在物理上是“真的”。

　　壟斷或計劃經濟用“物”的思維代替“價值”的思維。在壟斷的情況下，生產者關心的是能不能完成上級任務、生產了什么、生產了多少，而不是有沒有“價值”。然而，首先要解決價值問題，然后才可以談生產。如只談如何生產，而不去解決價值的問題，那么這樣的生產是沒有意義的。

　　功利主義具有制度意義。經濟學家認識到社會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這些法則是被“追求功利”的個體在無數的個體行動中選擇出來的。在不存在人為強制的情況下，制度是因為有利于個體幸福的增進才得以存在的，或者說，制度的合法性在于有助于個體的利益。允許個體追求自己的利益，才使那些有助于個體利益的規則得以產生。從行動意義上的功利主義到制度意義上的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的第三次飛躍。

　　不難發現，在上述兩個功利主義的兩個發展方向中，只有第二種功利主義才是與制度相關的，因為協調人的行動的規則是具有自己目的的人的行動的結果，如否定個體行動的目的性，像第一種功利主義一樣，認為效用可以由函數給定，那么自然地也就把規則問題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求解函數最大化的問題，而這指向的是“最優的設計”或“建構”。相比之下，第二種功利主義指向規則的有機生成，因此是關于“社會”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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