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最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來看，深圳不管是在GDP還是人均GDP上均遠遠超過其他三個經濟特區（珠海、汕頭、廈門）。而且，在2018年，深圳的GDP超2.4萬億元，首次超過毗鄰的香港，成為亞洲經濟總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國大中城市排名前三。長期以來，深圳在全國經濟特區經濟總量中一直保持在60%的比重，深圳確實創造了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那么“深圳奇跡”到底存在什么密碼？筆者認為，“探索邏輯”“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是深圳40年發展史的重要經驗，更是一種方法論。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這些經驗和方法論已經讓深圳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標桿；甚至在未來，深圳若能從“競爭優勢”贏得“絕對優勢”，這些經驗和方法論也必將成為其繼續前行的“利器”。

　　在“探索邏輯”下利用稟賦優勢

　　回顧深圳40年發展史，“機緣稟賦（天時）、地緣稟賦（地利）和人緣稟賦（人和）”是中國對外開放在深圳起步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深圳奇跡”的稟賦優勢。所謂“機緣稟賦”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具體時間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所謂“地緣稟賦”就是地理上的優勢，深圳瀕臨香港，地理上的臨近使深圳得以抓住了香港產業轉移的機遇，大量的港資在深圳開展“三來一補”業務。而所謂“人員稟賦”，就是改革開放之處，中國擁有最初、最大、最廣的“人口紅利”。這種稟賦優勢讓深圳獲得了大量的外來資本和廉價勞動力。

　　雖然“天時、地利、人和”為深圳創造了“三位一體”的稟賦優勢，但是在經濟特區創立之初（特別是頭十幾年），經營管理、工業區開發、人事制度、醫療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經驗都嚴重不足，需要在“探索中”前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認為辦經濟特區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換句話說，經濟特區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通過“投石問路”，從中探索經驗、總結經驗和推廣經驗。

　　在“辯證思維”下推動創新轉型

　　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需要思考的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需要謀劃的是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需要探尋的是價值鏈的攀升路徑。這一切均體現了深圳從“三來一補”到“創新轉型”的發展之路，更體現了深圳在辯證思維（即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下的轉型軌跡。

　　第一，對立統一規律。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深圳面臨和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一樣的困境，地租和人力資本迅速攀升，原有的稟賦優勢漸漸地成為了一種發展“瓶頸”，迫切需要推動經濟轉型發展。很多企業因為經營成本的提升而從深圳外遷，例如華為把終端總部（手機、平板）遷往東莞松山湖（華為小鎮）。“創新轉型”與“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成為了相互對立的矛盾體。如何將兩種“對立”的矛盾體統一起來，進而成功推動深圳“創新轉型”，將考驗政府的施政智慧。

　　第二，量變質變規律。深圳憑借“機緣稟賦（天時）、地緣稟賦（地利）和人緣稟賦（人和）”三位一體的稟賦優勢，獲得了扎實與優越的發展基礎。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都是“量變質變規律”的集中體現。

　　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這集中體現在深圳推動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向“創新轉型”的思辨邏輯。由于瀕臨香港，深圳選擇“創新轉型”的道路，實際上是對比20世紀70年代香港轉型的經驗，在否定香港轉型模式帶來的“不良后果”和否定深圳復制香港轉型模式的基礎上，戰略性作出“創新轉型”的科學抉擇。

　　在“實踐理性”下打造有為政府

　　制度創新是特區創新之母。從稟賦優勢到創新轉型，特區在政策方面具有很多的“靈活性”和“變通性”，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予經濟特區政府上具有在“實踐理性”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政策便利。從建設“敢為天下先”的經濟特區到建設以“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均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學。深圳市政府突破“本本主義”的牢籠，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或“有限理性”思想，而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實踐理性”下帶領深圳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市場發展之路。

　　所謂“實踐理性”，指的是深圳政府的一切改革思想和體制機制創新均來源于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上探索“試錯”“容錯”“糾錯”機制，作出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創新。這種“實踐理性”下的決策，孕育了富有“韌性”的市場化營商環境，使深圳成為我國創新、創業和創意的“天堂”。換句話說，在“實踐理性”下打造出一個“有為政府”，進而孵化出“有效市場”。因此，深圳能創造出具有持續生命力的“蛇口模式”，也能孵化出一批追求卓越的偉大企業（如華為、騰訊、朗科等），更能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如任正非、馬明哲、王石等）。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