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對于“邊際價值遞減定理”的論證，強調人們根據目的重要性排序，事先對于手段的主觀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后心理生理上的滿足感受。

　　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對效用的定義是，效用表示滿足。當你多吃 1 單位冰淇淋時，你會得到新增的效用或滿足，效用的這一增加量就被我們稱為“邊際效用”。 而他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介紹：當某物品的消費量增加時，該物品的邊際效用趨于遞減。你從某物品中得到的享受隨著對該物品消費的增多而下降。

　　比如喝水，當你口渴的時候，喝下第一杯水最暢快。隨著口渴程度的降低，你對下一杯水的渴望值也不斷減少。直到你喝到完全不渴的時候，邊際效用下降為零。傳統經濟學的解釋看似有些道理，但它需要借助心理或生理上的感受來說明問題。這種感受一方面違反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奧卡姆剃刀原理”。另外一方面，喪失了普遍必然性。

　　喝水解決口渴的問題，這種感受上的差異也許并不明顯，但有些感受卻非常因人而異。 比如飲酒，有人喜歡微醺就好，有人更愛不醉不歸。那么飲酒時，完全有可能第一杯下去，都還沒有進入狀態、還沒有開始發揮，后面幾杯的邊際效用會顯著大于前面的。

　　也就是，對于飲酒來說，它的邊際效用有可能先增后減，而未必是一直遞減。依賴于心理或生理感受來解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很容易被反例所證偽。另外，如果說我們認可傳統經濟學的粗淺分析，我們很快會得出一個推論：富人的錢越多，錢對富人就越不重要。

　　人們會據此認為，同樣一百元錢，對富人來說邊際效用很小，但對于窮人來說卻很大。于是我們看到，今天全球很多國家都會對富人征收高額累進稅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很顯然，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導致了人們的觀念錯誤。

　　同樣的問題，奧地利學派創始人卡爾·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門格爾首先對“效用”和“價值”作了區分。他對“效用”的定義是，“一物用以滿足人類欲望的能力”。這個定義側重于“物”的客觀屬性，比如煤炭、石油，陽光、空氣和水等等，它們有滿足人類欲望的屬性。 而對于“價值”的定義，則是“經濟人對于財貨具有的意義所下的判斷”。這個定義側重于“人”對“物”的主觀判斷，尤其是側重于具體的個人目的和“物”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

　　煤炭石油遠古時代就存在，它們一直有“效用”。但當時人們的知識無法利用它們，它們在當時也就沒有“價值”。 再比如陽光和空氣，有著非常重要的客觀“效用”，但對于我們大多數目的來說，空氣和陽光通常并沒有太多的“價值”。簡單來說，具備“效用”的“物”，需要經過“人”根據目的的判斷，才能決定它的真正“價值”。

　　按照門格爾的定義，“效用”不存在遞減，因為它僅僅是一種屬性。同樣 1 單位的煤炭，它們能夠釋放的能量理論上是一樣的，但很顯然這并不是我們經濟學要研究的內容。所以嚴格來說，門格爾提出的是關于“邊際價值遞減”的規律。這個規律并不依賴于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僅僅是建立在人們對目的和手段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上。

　　我們在面對選擇和行動時，一定會區分輕重緩急，做一個重要性的序數排列。假如沒有對目的重要性的排序，我們將無法做出選擇和行動。

　　舉例來說。同樣都是水，可以用來解渴維持生命，可以用來洗臉，也可以用來洗衣服。假如我對目的重要的排序就是：解渴、洗臉、洗衣服。

　　假如我只有一瓶水，我只會拿來解渴。因為解渴維持生命，這是我排序在第一位的目的，它的重要性最高，所以這第一瓶水的價值也就最高。假如我有了兩瓶水，我解渴的目的可以滿足了，這個時候我就會用第二瓶水，也就是邊際上增加的那一瓶水來實現我洗臉的目的。這個時候，我又有了第三瓶水，我前面兩個目的都實現了。這個時候，我就會用第三瓶水來洗衣服。洗衣服的重要性最低，所以相對應的，第三瓶水的價值最低。

　　而如果我一開始就有三瓶水，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放棄其中一瓶。看上去我可以放棄其中任意一瓶，但實際上我放棄的是背后最不重要的那個目的。所以我們看到，這三瓶水的價值依次降低，呈現出“邊際價值遞減”的規律。

　　這個規律明顯不同于傳統經濟學上對“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分析，傳統上的分析，喝第二瓶水的感受明顯是會受到第一瓶水的影響，是跟第一瓶水的作用相關聯的。而我們基于“目的-手段”框架推導出來的“邊際價值遞減”的規律，三瓶水的作用互不相干，僅僅是因為人的目的不同，重要性的排序不同，使得三瓶水的價值不同。

　　我們把這個具象的水抽離出來，這個規律依然成立。而且它的成立不依賴于任何心理學或者生理學的研究支撐，也就不會因不同的人而失效。這個規律，是從人的行動公理中推論而來，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是一個定理——邊際價值遞減定理。

　　奧地利學派對于“邊際價值遞減定理”的論證，強調人們根據目的重要性排序，事先對于手段的主觀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后心理生理上的滿足感受。傳統經濟學的分析當然不是全錯，但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邊際價值遞減定理”更具一般性，也不會得出“同樣的錢對富人不重要、對窮人更重要”這樣的錯誤結論。

　　（作者系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