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要求今年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中央為何將“穩就業”置于“六穩”之首并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而“六穩”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我們將重點從理論層面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

　　投資、消費、出口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一駕馬車

　　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點研究了投資、消費與就業的關系。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國家要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必須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和消費。后來有學者將凱恩斯的結論進一步擴展，提出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言下之意，擴大就業可從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同時發力。

　　“三駕馬車”的說法流傳甚廣，而且已有不少經濟學者將其作為理論框架研究就業問題。我認為，投資、消費、出口并非三駕馬車，三者合起來才是一駕，其中消費是“馬”，投資是“車”，出口是車后面的“貨箱”。這是說，車和貨箱并不是馬車，它們要靠馬去拉動。

　　這當然是一種形象的解釋。從經濟學的學理邏輯講，我們說消費是“馬”、投資是“車”，因為投資需要以消費為牽引。一駕馬車若沒有馬在前面拉動，車不可能行走；同理，若沒有消費需求作牽引，投資也就沒有動力。我們知道，投資（生產）的目的是滿足消費，若是消費需求不足，擴大投資所形成的必然是產品庫存和無效產能。顯然，這樣的投資對擴大就業毫無意義。

　　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擴大投資也能增加就業。不錯，擴大投資確實可以創造就業。但從整個需求鏈條看，投資需求只是中間需求，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若沒有消費需求，用擴大投資的辦法創造就業是飲鴆止渴，對生產過剩無異于火上加柴。若產品長期壓庫，投資無法回收，資金鏈遲早要斷裂；而資金鏈一斷，大規模失業將不可避免。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可用擴大出口來彌補，人們將“出口”看作拉動經濟的馬車，恐怕就是基于這種認識。事實上，這種看法是錯的。亞當·斯密早就論證過，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而在存在國際分工的前提下，一個國家出口是為了進口他國商品，并通過進出口貿易互通有無，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按照亞當·斯密的分析，出口的目的是為了進口，那么一個國家如果只出口、不進口，就意味著該國主動放棄了分享國際分工收益的機會；而出口多、進口少，也表明該國未對等地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這樣看，一個國家要平等地分享國際分工收益，就必須在擴大出口的同時也積極進口。可問題就在這里，若一國出口多少也進口多少，它怎可能用出口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呢？

　　由此可見，出口也不是一駕獨立的馬車。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央強調“穩外貿、穩外資”，主要不是要用“外需”替代“內需”，而是為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往深處想，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其實也是進出口。引進外資是出口商品，只是商品未離開國境；對外投資是購買外國商品，不過未將商品買入國境。既如此，一個國家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當然既要穩外貿、也要穩外資。

　　就業、收入、消費的關系及其傳導機理

　　擴大就業離不開投資，而投資要以消費為牽引，消費需求增加才能帶動投資增加。既然投資由消費需求帶動，那么消費需求又由何決定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討論就業、收入、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

　　一般地講，消費是由收入決定。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大多經濟學家也都這么看。然而馬歇爾之后經濟學家的看法卻有了改變。費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中，開篇就說“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何為“一連串事件”？他解釋是指一連串消費活動。如某人擁有10萬元，其中7萬元用于消費，這7萬元是他的收入；余下3萬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資產（如儲蓄、股票等）。顯然，在費雪看來收入分兩種：狹義收入等于消費；廣義收入大于消費。

　　凱恩斯雖然不否定收入對消費有決定作用，但他認為消費不會隨收入同比例增長。為了說明一個國家消費需求為何會不足，提出了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意思是：隨著人們收入增加，消費也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費傾向）會下降。從增量看，一個人收入越高，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故收入增長與消費增長并不一定同步。

　　當然，也有經濟學家堅持消費由收入決定的觀點，而且對如何看待“收入”提供新的視角。莫迪利亞尼根據他的“生命周期假說”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輕時消費會大于收入，有負債；中年時收入會大于消費，有儲蓄；老年時，消費會大于收入，用儲蓄彌補缺口。前后算總賬，一個人一生的消費仍取決于其一生的收入。

　　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現期收入與持久收入，所謂持久收入是指三年以上相對穩定的收入。根據這一劃分，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說”。此假說認為，決定消費的主要是持久收入而非現期收入。后來有學者做過大量的驗證，其結論也與“假說”一致。是的，現期收入對消費會有影響，但確實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一個人現期收入不高，但若持久收入高，他可以從銀行貸款增加消費。于今消費信貸風靡全球，足以證明消費需求與持久收入有關。

　　可是這樣又帶來了一個問題，持久收入是預期收入，如果收入預期不穩定，消費也會不穩定。那么如何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呢？經濟學的答案是：要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必須先穩定就業。道理簡單，社會上多數人都是工薪階層，對工薪階層而言，只有就業穩收入才能穩。正是因為這個理由，中央所以將“穩就業”置于“六穩”之首，并明確提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政策。

　　穩就業的總體思路及其政策取向

　　堅持就業優先，目的是通過穩就業來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人們的收入預期穩，消費就會穩；而消費穩不僅能穩定國內投資，同時也有利于穩外貿、穩外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就業目標是：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總體思路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務之急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繼續用改革的辦法去產能、去庫存，取消對“僵尸企業”的財政補貼，推動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同時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加快“放管服”改革，支持企業創新，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主體，不斷增強微觀主體的活力。只要國內企業有活力，政府穩就業就有底氣。

　　用改革的辦法去產能、去庫存，要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有兩個重點：一是價格要由供求決定，讓價格反映供求、調節供求；二是要進一步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生產要素根據市場的價格信號自由流動，逐步建立起供給結構不斷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機制。

　　在操作層面，實現今年的就業目標還需有宏觀政策的配合。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多年來人們有一種誤解，以為積極財政政策就是發國債。其實，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適度發國債，但主要應該減稅。發國債是擴大政府投資；減稅是擴大企業投資。“李嘉圖—巴羅等價定理”說得清楚，“今天的國債就是明天企業的稅”。要減輕企業稅負鼓勵企業投資，政府就得控制國債規模。

　　國務院已經明確，今年赤字率擬按2.8％安排，比去年預算高0.2個百分點；而減稅力度卻比去年明顯加大了。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的稅率從10%降至9%；生活服務業保持6%的稅率不變。據估算，全年將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這對擴大企業投資和穩就業無疑是有力的支撐。下一步的關鍵，是要在執行過程中將減稅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讓企業普遍有獲得感。

　　另一方面，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目的是為了穩金融、防風險。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說到底是金融失控的結果。中外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一個國家貨幣供應不適度，無論出現通脹還是通縮都會對經濟健康造成危害。

　　怎樣才能穩金融？關鍵一點，是貨幣供應既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又要保持居民消費價格相對穩定，所以貨幣供應絕不能大水漫灌。為此，在宏觀層面，應執行“簡單規則”的貨幣政策，讓貨幣供應增速與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保持一致；在中觀層面，要進一步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杠桿率；在微觀層面，要重點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三點重要結論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投資、消費、出口并非三駕馬車而是一駕馬車。其中，消費對拉動經濟起主導作用，不僅投資要以消費需求為牽引；而且一個國家要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在出口的同時必須進口，而進口也要以國內消費需求作支撐。前面已經分析過，引進外資可以當出口看，這樣“穩投資、穩外貿、穩外資”就必須先穩定國內消費需求。消費需求不穩定，投資、外貿、外資皆不可能穩定。

　　第二，一個國家要穩定消費需求，必須先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而要穩定收入預期，又必須以穩定就業為前提。就業穩，人們收入預期才能穩；而只有就業穩、收入穩，其他方面的穩定才有牢固的基礎。可見，中央將“穩就業”放在“六穩”之首，不僅符合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而且也是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三，穩就業的重點在三方面：一是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用市場機制調結構，加快“放管服”改革，全面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二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繼續加大減稅力度，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成本，支持企業擴大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三是穩金融，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在提供松緊適度融資環境的同時，要穩住物價，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