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憶

　　1942年，索朗旺堆出生在拉薩沖賽康附近，父親是位還俗喇嘛，擔任鞋匠行會的秘書職務。父母離異后，他就成了流浪兒，10歲那年，西藏已經和平解放了，他就跟鞋匠師傅當學徒，為進藏部隊趕制布鞋。鞋做完了，他生活又無著落了。

　　索朗旺堆有位伯父是拉薩管理水運（牛皮船）的官員，叫古本寧巴。看這孩子如此可憐，鞋匠行會組織非常不忍心，就把他帶到水運官家，請他看在孩子是他親侄子的份上收留下，給他口飯吃。

　　退休后的索朗旺堆在庭院里收拾花木

　　在伯父家，他其實是個小傭人，陪堂弟堂妹去娘若夏——拉薩最大的私塾學校讀書。天資聰慧的索朗旺堆，從小就羨慕別人上學讀書，現在雖然是陪少爺小姐，但能聽到先生講課，學習寫字看書的本領，他已經非常滿足了。

　　舊西藏的私塾學校等級森嚴，上課得排座次。活佛、喇嘛被請到樓上，貴族子弟讓進樓下客廳，商人和富家子弟在庭院的天井里，而陪讀的傭人只能縮在樓梯下面。索朗旺堆正是在陰暗雜亂的樓梯下，在那塊向學校借的寫字板上，寫下第一個藏文字母的。他是娘若夏的沒有地位的學生，卻也是學習最刻苦、最努力、最認真的學生。

　　舊西藏的私塾學校也公布考試成績，那時就不講地位高低、出身貴賤，無論是活佛、貴族、富人子弟還是傭人，都得以成績排座次，誰的成績最好，就安排在第一的位置，誰的成績差就被罰站在最后面。小索朗旺堆經常考第一，經常坐在第一個座位。這時老師把一柄竹尺交到他手里，讓他打那些比自己成績差的學生。這時他悟出了一個道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出身貧寒不等于就傻就笨。只要自己努力，什么事情都能辦成。

　　1954年，小小年紀的索朗旺堆由于不堪忍受主人家給他的非人對待和來自學校的無故責打，他逃離伯父家，逃到住在鄉下的母親那里。

　　時代畢竟不同了。1955年，他到拉薩小學讀書，而且還是住校生。這是一所西藏工委辦的學校，所有一切學校全包。1962年，在拉薩中學初中畢業的他，被分配到西藏人民印刷廠當上了排字工人，也逐漸長成為一個棒小伙。

　　學習是他的樂趣

　　索朗旺堆從小就有很強的求知欲，參加工作后，雖然他只是排字工，他也從未放棄看書學習，讀書就是他的樂趣。

　　1973年，他的機遇來了。當時許多內地大學來西藏聯合招生，有位老師得知他愿意上學，就勸他趕快復習功課。考試成績公布前，川大的一位老師找到他問他是否愿意到四川讀書？是否愿意學考古？他說只要有書讀，在哪里學什么都行。就這樣，他來到了天府之國學上了考古。

　　在川大他如魚得水，讀了很多好書，學了許多知識。他知道要學好考古、就要懂得中華民族的歷史，就要學好古漢語，當時的《活頁文選》使他得益匪淺。就這樣，他在川大刻苦地學習，為日后獻身考古事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76年，他畢業后分配到羅布林卡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那里他被安排當庫房保管員。領導說，這里面可都是金銀財寶，都是文物，你是學考古的，首先要保管好它們。索朗旺堆在做好保管工作之余，常到文管會編譯室看書、求教。當時東嘎·洛桑赤烈等著名藏族學者都在那里工作，他從這些藏族前輩那里學到了很多有關藏族歷史和古藏文知識，使自己的知識結構得到了補充和完善。

　　初征考古就逢卡若列山

　　1977年，索朗旺堆等3人接到一項渴望已久的任務——到藏東昌都地區征集解放軍進藏時期遺留下的革命文物。地區文化局的同志還給他們看了一些石器，說是在昌都附近卡若出土的。一見到這些石頭塊，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請文化局的工作人員帶他們去卡若實地考察。索朗旺堆從此推開高原文物、考古之門。

　　1978年，索朗旺堆參加了西藏自治區文管會和四川省博物館聯合對卡若遺址的試掘工作；緊接著的1979年，他又成為正式發掘卡若遺址工作的一員。這次卡若遺址被國家確認為極具發掘價值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國家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派來了專家們指導，由西藏文管會和四川大學合作發掘。他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機——不僅有這可貴的實踐機會，而且還有專家指導。1980年他們開始撰寫發掘報告；1985年，《昌都卡若》一書正式出版，作為向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獻禮。索朗在昌都前后干了3年，經歷了卡若遺址從發現、發掘到編寫發掘報告的全過程，他也完成了從一名普通的大學生、業務骨干到西藏考古事業獨擋一面的藏族專家。

　　1982年，他參加了山南朗縣金東河畔列山墓地的考察，經過他們的多次考察和試掘，共發現大小不同、形制各異的墓葬多達210座以上，墓地分布面積約一平方公里。他說，列山墓地的規模之大，墓葬數量之多，外形保存之完好在西藏境內是罕見的；墓葬形制均為封土墓，常見的有方形、梯形、圓形，還有少數塔形和亞字形（壇城形）等。通過對列山墓地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吐蕃時期陵寢制度、喪葬禮儀等多方面重要的實物資料。

　　1983年，索朗旺堆被委以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也是那年，全國文物工作會議召開了。會議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盡快完成始于1980年的全國文物普查工作，以便進行下一步的編圖編制。由于西藏文物考古事業剛剛起步，索朗向國家提出請求外省的支援。上級非常支持，國家文物局專門給西藏配備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普查設備，先后組織陜西、湖南、四川等省有關單位協助西藏進行文物普查，而且同意西藏在限定的時間內先出地區志和部分合縣志，通過志書、年鑒、聲像等形式，廣泛記錄和保護西藏的文物資源。

　　這年，為配合兄弟省市派來的援兵，索朗他們從培養翻譯入手，開辦了文博翻譯速成班，講授文物、考古專業翻譯的基本知識，共培養出20多名藏族年輕的文物考古翻譯人才。

　　從事文物普查，西藏不僅缺人才也缺設備——攝影器材只是一臺老式“海鷗”120相機，交通工具是一輛破舊的大吉普，他們更多的是乘拖拉機、騎馬和步行。作為隊里的領導，索朗旺堆每月都要到各普查點去檢查指導工作，了解進度，積累普查經驗。那9年，他幾乎是在野外度過的。

　　從1984年到1992年，西藏考古戰線每年都有新發現，每年都有新收獲。幾年間共積累上百萬字的文字資料，照片和繪圖資料數萬張；普查對象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近現代；范圍涉及全自治區。

　　這是雪域高原規模空前的一次文物大普查，這是西藏考古人艱苦卓絕的一次文物大普查，這是全區民眾文物保護意識得到普及、提高的一次文物大普查。

　　索朗旺堆說，能夠參加這次西藏文物普查工作是我一生的驕傲。通過普查，我們掌握了區域內各類地上、地下文物古跡的現存狀況、分布特點及其文物、歷史、藝術價值等，同時，對于今后進一步加強文物的保護管理、整理研究，充分利用和發揮這一豐富的資源，將會產生重要、深遠的影響。

　　九年的紀錄

　　9年間，在上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經過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索朗旺堆主持編寫出版了《拉薩文物志》、《阿里地區文物志》、《瓊結縣文物志》、《扎囊縣文物志》、《乃東縣文物志》、《昂仁縣文物志》、《吉隆縣文物志》、《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亞東、康馬、崗巴、定結縣文物志》、《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等地方志書；參與編寫《昌都卡若》、《拉薩曲貢》報告；合作完成《桑耶寺志》；在法國出版《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及相關問題》論文單行本；在奧地利藏學研討會上發表論文《西藏高原考古研究回顧與展望》；在《文物》、《考古》、《西藏研究》等期刊上發表文章十多篇。

　　1985年9月，自治區成立20周年，為展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成就，他為《文物》雜志第九期組織、編輯“西藏文物專輯”；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型圖錄《古格故城》上下冊；

　　1991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擔任副主編的《南方民族考古》第四期“西藏專輯；

　　1994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西藏文管會和四川聯大聯合編輯的《西藏考古》第一輯；

　　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索朗旺堆主編的大型圖錄《西藏巖畫藝術》、和《西藏佛教寺院壁畫藝術》。

　　多年來，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績，1993年他榮獲文化部優秀專家稱號；1995年獲自治區“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稱號并當選為西藏自治區五屆政協委員。

　　除本職工作外，他還曾擔任四川大學兼職副教授、西藏大學客座教授、西藏大學中韓藏族文化藝術研究所顧問、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等職務。

　　他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藏族文物考古事業的開拓者，是高原文博事業的高級人才。

　　他說他的追求是“降于世間，留下足跡，不虛此行”。

　　他說他的原則是“以誠相待，相互理解，直言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