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為我們呈現結果，但并不意味著可以遺忘過程。

　　奇跡從來就不是一時的激情噴發和瞬間的靈光閃現，而是一場在持續而漫長的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我們只有盡可能完整地還原這段歷史，才能真正和這曲遠離家園、重建家園的壯歌產生共鳴。

　　離開世代繁衍生息的熱土，6000多名牧民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凝聚于此；

　　兩個月歷經磨難的遷徙，各族人民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深情凝聚于此；

　　從一無所有到創立家業，一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力量傾注于此。

　　這些從金銀灘草原上蓬勃生長起來的東西，共和國不會忘記，我們不會忘記。

　　搬遷到祁連縣西部的托勒牧場后，牧民的住所由帳篷、土坯房逐漸變成平房。圖為曾經的托勒牧場所在地——央隆鄉老照片。黃靈燕翻拍

　　風雪搬遷路

　　1958年的那個冬天，對于年僅9歲的更正來說，留給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直在風雪中，一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就是走不到盡頭。

　　那時候更正時常會問父親：“走到啥時候是個頭，我們的新家究竟在哪里？”

　　更正的父親總是說：“新家聽說在托勒牧場，我也沒去過，跟著隊伍走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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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為了建設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1279戶牧民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金銀灘，離開青海湖畔這片水草豐美的草原，他們趕著牛羊，馱著帳篷，踏過草原，跨過河流，翻越埡口，向剛察縣、祁連縣等地搬遷。

　　更正一家8口人，便在搬遷之列。據《祁連縣志》記載：“海晏縣部分群眾因國家征地建廠，搬遷至祁連野牛溝、多隆等地。共397戶1752人，各類牲畜123483頭(只)，其中馬3779匹，牛16124頭，綿羊103133只，山羊447只。”此外，461戶2183人遷往托勒牧場。

更正拿著以前的照片，向記者講述在央隆鄉生活時的場景。攝影：黃靈燕

圖為央隆鄉老照片。黃靈燕翻拍

　　當時，更正一家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同寶牧場，對于當時，他記得很清楚。“那一年正值入冬，草原上的風雪格外凜冽，搬遷非常倉促，從接到搬遷通知，要求三天之內全部動身，前往遙不可知的托勒牧場。”

　　搬遷之時，每戶牧民安排3到6頭牦牛馱東西，牧民們只拿了鍋碗等簡單生活用具便匆匆忙忙出發了。

　　更正一家雖然被安排了5頭牦牛，但是5頭牦牛又能馱多少東西？其中1頭牦牛兩邊各掛了一個簡易木箱，馱著兩個年紀小一點的弟弟，更正偶爾也會騎在牦牛背上，更多的時候都是跟著父親徒步行走。

　　“到處都是雪，天和地分不清，走在雪地上，嘩、嘩、嘩，一走一個窟窿，寒風夾雜著雪花，氣溫降到了零下20多攝氏度……”搬遷時的那段經歷，像是電影一樣在更正的腦海中一幕幕閃過。

　　搬遷時以40至50戶牧民組成一隊，每隊都有一名領隊。更正模糊地記得，當時他們的領隊是海晏縣配種站站長，名字叫久美，他拿著一面紅旗，腰上別著一支嗩吶。每天清晨，久美都會吹著嗩吶，舉著紅旗，這是隊伍準備出發的號令，每天夜幕來臨時，久美將紅旗往草原上一插，牧民們會圍著紅旗周圍安營下帳。

　　物資生活條件極度匱乏的那個年代，搬遷路上牧民們御寒的裝備僅僅是一件皮襖，有些年紀小的孩子騎在牦牛上，一天下來，腿都凍僵硬了，無法行走，還有很多人長時間在風雪中，患了雪盲癥，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甚至沒有一頂棉帽，沒有一雙棉鞋。

　　更正的父親出發不久就為家里的幾個孩子置辦了御寒的棉鞋棉帽。更正清楚地記得，搬遷隊伍出發不久，便到了熱水，熱水有一個貿易公司，他和弟弟們的棉鞋棉帽就是父親從熱水的貿易公司購買的。

　　時隔63年，更正已經記不清楚搬遷的路線，只能記起大概：從熱水購買完御寒的棉鞋和棉帽后，搬遷隊伍路過了剛察縣哈爾蓋鎮的公貢麻村，穿過公貢麻村后到達了熱水煤礦，過了熱水煤礦后相繼翻了幾座埡口，至于埡口的名字，更正已記不清了。

　　更正的記憶中，每天都是在走路，從來都沒有停留過一天。他隱約記得快到托勒牧場時，一天晚上有一名婦女生產(分娩)，第二天還是照樣趕路。

　　所謂的趕路并不是一味地往前走，而是一邊放牧，讓牲畜吃飽肚子，一邊繼續往前走，這樣一來，就相當于是游牧搬遷，一天下來也走不了多少路。

　　更正的講述中，讓我們很難想象搬遷路上的艱辛，別說是老人孩子身體受不了，就連年輕的小伙子也倒下了，更正眼睜睜地看著一同搬遷的同伴去世。

　　搬遷路上，連人都挺不住，更不用說牲畜了。來到托勒牧場后，更正的父親負責放母羊群，總共450只，更正從父親口中得知，當年母羊產羔存活下來的不足100只。

　　搬遷的時候，正是母羊產羔的季節，要知道，它們可是一群“孕婦”，長途跋涉對于它們而言就意味著流產。

　　牲畜的死亡不僅僅發生在搬遷路上，到達托勒牧場后，不斷有牲畜死亡，尤其是馬。馬對水土、對草場的依賴性非常強，當到達一個新的生活環境時，馬就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狀況，加之搬遷路上的消耗，夏秋季節養的膘全部消耗完了。

　　1959年春天，托勒牧場負責放馬的牧民多日杰，經常會找更正的父親，讓他幫著把臥倒在地的馬扶起來，更正有時候也會跟著去，只見一匹匹馬骨瘦如柴，臥在地上一動不動，當更正的父親和多日杰把馬扶起來，馬的腿一直在顫抖，站都站不穩。

　　更正聽父親說，那年春天，多日杰負責放牧的馬，死了30多匹。

　　這是一次浩浩蕩蕩，歷經磨難的遷徙。

　　從更正的講述和現有資料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到處是厚厚的積雪，拾不到牛糞，牧民們只能燒搭帳篷的木桿和馬鞍來取暖，露宿在雪地里，很多人凍壞了手腳，不僅如此，伴隨長途跋涉而來的還有疾病，很多人倒在了搬遷路上，牛羊因為饑餓和乏力，在途中大量死亡，兩個月后，到達托勒牧場時，很多人幾乎一無所有。

　　一切從頭開始，后來搬遷牧民艱苦拼搏，將托勒牧場發展成為青海省國營牧場之首，亞洲面積最大的國營牧場。1969年，青海省畜牧廳將托勒牧場交由祁連縣管轄，1972年又歸海北州政府管轄。2002年12月初，托勒牧場整體移交給祁連縣，撤場建鄉，設立央隆鄉。

馬永康在祁連縣城的瑞士印象街開了兩家店。如今，生活幸福有奔頭。黃靈燕　攝

　　“我在祁連挺好的”

　　日頭正好，看到馬永康時，他正站在自家店鋪門口，向路口張望著。遠遠瞧見我們，便熱情地打起招呼。

　　“來啦！快進來坐!”一頂灰色的禮帽,深藍色的夾克衫格外板正。一眼望去，腦海中立刻出現倆字兒：干散！

　　尚未落座，馬永康的女兒便端著泡好的果茶、蜂蜜走了過來。這家精品店開在祁連縣城的瑞士印象街，地段不錯，店內裝修頗上檔次。琳瑯滿目的商品陳列在貨架上，一如主人的生活般精致。

　　幾個人圍著茶幾坐下，話題自然從馬永康開始。

　　今年73歲的馬永康老家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哈勒景蒙古族鄉。一家老小十幾口人，以放牧為生。

　　1958年搬遷那會兒，他剛滿10歲。“家里人多，走得匆忙，只帶了幾件皮襖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帳篷都沒能帶走，一路上沒少吃苦。”

　　那個冬日的清晨，馬永康跟著父母踏上了搬遷的路途。一同出發的還有其他8個兄弟姐妹以及5個年幼的侄子、侄女。因為之前當過獵人、熟悉前往托勒牧場的路線，馬永康的大哥成了他們那支隊伍的領路人。幾個孩子能走路的走路，走不了的被放在牛背上的筐里。頂風冒雪，一天最多趕十幾公里路。

　　“路上的一日三餐都由‘食堂’統一供應，通常都是饃饃、掛面。”風餐露宿的辛苦不必多言，趕到默勒那晚，馬永康家又多了一個家庭成員。這個小生命的到來，讓整個小組破例休息了一天。

　　“第三天早上出發，路上二嫂騎在馬上抱著孩子。天寒地凍，她身體又虛弱，過河時頭一暈一下摔進了河里。”

　　歷盡千辛萬苦，翻山越嶺到達祁連縣西部的托勒牧場時，已經是近兩個月之后的事情了。一到地方，馬永康家就領了兩頂帳篷安頓下來。幾天后，獵人出身的大哥被安排到牧場的鹿隊上班，成了家里第一個有正式工作的人。后來，父親和幾個哥哥也先后在鹿隊參加工作。等到馬永康加入其中時，當年的小鹿隊已經漸漸發展成為了頗具規模的鹿場。隨著鹿場的逐步發展，一家人的住所也由帳篷、土坯房逐漸變成了幾間平房。

　　2002年，馬永康退休了。年底，托勒牧場整體移交給祁連縣撤場建鄉，設立央隆鄉。

　　說起這個全縣最最偏遠的鄉鎮，一旁的央隆鄉人大主席桑杰東智打開了話匣子。

　　“央隆鄉距離縣城208公里，包括夏爾格、托勒、曲庫、阿爾格4個行政村1個社區，近3000人。”

　　桑杰東智1972年出生在央隆鄉，1995年參加工作。鄉里的情況他心里一門清。

　　“作為一個純牧業鄉，早些年，央隆鄉與其他鄉鎮相比差距很大，各方面發展落在了后頭。后來，縣上專門制定了針對央隆鄉的發展規劃，交通、住房等建設項目開始向央隆鄉傾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了明顯進步。”

　　2012年，在西寧生活了幾年之后的馬永康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祁連。雖然是在縣城跟兩個女兒生活在一起，可央隆鄉的變化還是會從親朋好友口中傳到他的耳朵。

　　“鄉上拉上了大電網，再也不用靠光伏電站用電了。”

　　“幾個村都脫貧摘帽，生態畜牧業合作社越辦越紅火……”

　　“最近鄉上打算建個博物館，把我們搬遷的這段歷史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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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馬永康家的日子也過得不賴。這不，除了這家精品店，家里還經營著一家茶餐廳。眼瞅著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奔頭，馬永康還會時常跟家里的晚輩講述當年的故事。記憶中最深刻的畫面便是離開的那個清晨。

　　“當年走得倉促，回頭遙望，仍有炊煙升起。”六十多年歲月的沖刷讓故鄉的輪廓變得模糊，可回望來路，老人也笑著感慨：“我在祁連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