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博士齊俊桐辭去中科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的工作到天津創業，他期待能推動中國的無人機科研成果實現產業化。

　　當時，他廣發英雄帖，渴望招募一群志同道合的技術牛人，一起攻下無人機智能集群控制技術的難關，可翻遍手中拿到的簡歷，符合條件的人寥寥無幾。

　　那時候，中國的智能科技產業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和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各路人才爭相涌向產業聚集的高地。齊俊桐清楚，當時其他地方的智能制造產業還沒發展起來，“人家如果沖你這一家公司來了，很擔心會陷入孤島，將來跳槽也很難。”

　　而這兩年，智能制造產業逐漸在天津形成規模，加之當地推出廣攬人才的“海河英才計劃”，讓越來越多的中高端人才把目光匯聚過來。“一批來自各地的中高端人才都來了。”齊俊桐說。

　　“十三五”期間，青年人才在中國各大城市之間的自由流動變得更加通暢，人才流動的“中梗阻”在一點點被打通。

　　公安部數據顯示，1億人在城市落戶的目標已提前完成。而隨著人才活力被進一步激發，城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給年輕人創造更多機遇。

　　從國家層面，各類城市的落戶政策在逐步放開，從過去“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轉向“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

　　各地方政府更是求賢若渴。隨著各大城市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新增就業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已成為各地主政者的共識。

　　以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牽引人才流動，成為近幾年來的重要趨勢。目前，我國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已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也全面放寬。南京、武漢、成都、鄭州、西安等特大城市紛紛推出一攬子“搶人”政策，全面放開了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技術工人、留學歸國人員等群體落戶政策。

　　近期，北京和上海的落戶政策也頗受關注：上海明確復旦等4所名校的應屆畢業生可以直接落戶；北京提高了積分落戶的透明度，落戶新政實施第一年，有6032人獲得了落戶資格。

　　地方政府爭相推出人才新政，支持大學生落戶，歸根究底是城市發展觀念的轉變，即從過去的“重物輕人”，轉為重視人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驅動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認為，從過去5年中國城市之間各項指標的綜合實力排名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正在拉大，城市格局也在發生變化，“其中一個最關鍵的要素，就是人才”。

　　在他看來，幾年前一部分城市搶先下手，主動降低人才落戶的門檻，吸引了一批年輕人安家落戶，如今已經享受到人才紅利，“近年來比較引人注目的中部崛起現象，其中人才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從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生畢業后，謝雷濤曾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去年他回到國內，在此前工作公司的中國總部成都落戶了。

　　謝雷濤本科就讀于北京，感受過那里追夢的壓力，對他而言，成都這座城市的慢節奏和美食似乎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成都高新區聚集了一批集成電路產業，讓他找到了事業上大展拳腳的方向。

　　據統計，成都自2017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條以來，截至今年10月24日，全市累計落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青年人才、技能人才超過39萬人。

　　24歲那年辭去山東公務員“鐵飯碗”投入互聯網創業大潮時，鞏書凱面對的是質疑和壓力。而隨后幾年，他創立的互聯網文化創意公司迎頭趕上了工業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在全國多個城市快速布局，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年輕人。

　　這家公司員工平均年齡26歲，鞏書凱感受到，隨著近年來戶籍制度的一再松綁，城市之間醫療健康、社保等公共服務逐漸實現無縫對接，大學生對戶口問題似乎并不像前輩那么在意，“年輕人的束縛少了，選擇多了”。

　　在強勁的人才政策之下，一些城市的確迎來了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長。近3年，西安和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百萬，成都、長沙、重慶、成都、鄭州等“新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過60萬。

　　與過去不同的是，“新一線”城市對大學生的吸引力在不斷增強。第三方專業機構麥可思公布的《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本科畢業生選擇在“新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2%上升到2019屆的26%，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6%下降至2019屆的20%。

　　在主要的“新一線”城市中，2017-2019屆外省籍本科畢業生在杭州就業的占比最高，其次為天津、蘇州，均超過一線城市中的廣州。

　　經濟學專業的大四學生王美寧對未來有著清晰的規劃，對她和身邊很多同學而言，面對各地對應屆畢業生拋出的橄欖枝，“比起短期的補貼，可能我們會更看重這個地方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和發展機會”。

　　如何把引來的人才留住，更加考驗城市社會的軟硬環境。李俠期待，各大城市在向人才敞開懷抱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有助于人才流動的市場機制，以及為人才干事創業營造富有活力的機制體制。

　　當然，近年來各城市出現“搶人”的現象，并不意味著我國勞動力供不應求。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從我國目前的結構現狀來看，高學歷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和經濟布局、產業集聚還不夠協調，產教融合的程度也還不夠緊密，存在著結構性就業矛盾等問題，這意味著，還需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為推進各類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