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氣地說，現在家訪越來越式微。這需要改變。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方案提出，強化一線學生工作。各級各類學校要明確領導干部和教師參與學生工作的具體要求。落實中小學教師家訪制度，將家校聯系情況納入教師考核。高校領導班子成員年度述職要把上思政課、聯系學生情況作為重要內容。這一“家訪新政”從制度上、考核上、主體責任上布局，回應了學生和家長的內心關切。

　　15年前，《河南日報》一篇調查報道直指“老師上門少了”。5年前，《南方日報》的調查報道則發問：“家訪少了，師生關系遠了？”而如今，網絡上依然有人不斷表示不解：為什么去學生家里家訪的老師越來越少了？

　　這15年正好貫穿了我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時光。這期間，只有幼兒園的老師上過一次門，中小學老師沒有一位上門家訪過。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順便問了一下80后的同事，從中學名校畢業的她說，“從未有過家訪”。這并非一種極端，而是很多家庭的“體驗”。誠然，仍有學校、教師堅持家訪，今年4月，河南省遂平縣一位女教師題為《疫情之下的家訪，一個也不能少》的文章令人感動。但總體上，家訪越來越“邊緣”，越來越“低調”，甚至出現了形式主義。

　　家訪越來越少，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十幾年前才有的。從我上世紀70年代末上小學，一直到90年代初高中畢業，從未有一位教師以家訪名義上我家來。我內心曾經期待有加，現在只能引為憾事。在基層語境中，“家訪制度”本身就十分模糊，家訪更像是一種額外的關懷，而不是體現教育理念的責任。

　　前述“總體方案”對落實家訪制度作出明確要求，可謂綱舉目張，抓到了家訪缺失的根本。

　　多年來，家訪的要求雖然寫在文書之中，但一般說來，是否家訪并不影響教師考核。而進入新媒體時代，“微家訪”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對面的實地家訪，甚至連“微家訪”也逐漸式微，滑落為“群發布”“群通知”“群會議”。不得不說，當下教師尤其是中小學教師背負的各項任務較多，承壓較重，而家訪工作不僅難以量化，還顯得成本較高，教師進行家訪的主動性大為弱化，遂以形式化的、變了味的“家訪”應付差事。

　　曾有地方教育部門在接受采訪時強調，班主任每學年必須對班上所有學生進行一次家訪。事實上，這樣的要求并沒有得到認真執行，況且不執行的后果并沒有體現。這說明，要想重振家訪機制，教育部門、學校首先要嚴格管理起來、督促起來。不折不扣地落實制度，將家訪納入評價體系，使之成為與“課時”一樣重要的項目。

　　家訪體現的是家校共同承擔教育責任之深意。說到底，它是課堂教育向家庭范疇的延伸，是教育文化對俗世生活進行的打探、共商與共鳴，以喚起對教育事業的共同重視與尊重。

　　筆者幼年時，有教師“跑爛鞋”，把出于各種原因被家長“拽”回家務農的學生請回教室。這當然充分顯示了為人師長者的責任感，但我更認為，這是一種對于教育文化、教育藝術的致敬。在我高中畢業面臨著是復讀還是從軍之關鍵選擇時，我的英語老師曾經給我寫過信，對我這個“英語渣”“語文尖子”鼓勵有加。手寫書信與星空下的話語，成為家訪的一種彌補，甚至可以說是另一種家訪。

　　這種回憶催生我的深度思考——我們在懷念家訪時在懷念什么？我們最想要的家訪是什么樣的？我想，我們懷念的還是那種親情式的、純樸自然的“圍爐而坐”、促膝長談。我們最想要的家訪還是直抵人心的家訪，而不是在技術化外表下變得僵硬、功利、冷漠的人際聯系。家訪須有“愿得一人心”的真誠、寬厚。

　　客觀上，由于溝通方式的多樣化、便利化，家校之間實際溝通頻次、內容大大勝過既往情形。“從前車馬稀”時，沒有即時通信技術，敲門入戶地家訪就成為必須。有人就此認為如今已不需要“傳統家訪”。然而，時代的進步、技術的變革并不是弱化家訪的理由。再厲害的互動技術，也無法代替情感的交流。家校之間一樣會出現信息孤島、信息壁壘，此時，面對面真誠溝通愈顯重要。

　　家訪是家校之間的溝通橋梁、黏合劑，是學生成長的催化劑，絕不是一種故紙堆里的“文物”。在當下，依然可以通過制度落實、人心協作，強化其對于教育的價值，重現其固有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