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又到了9月，在中國疫情逐漸穩定后，大學生們陸續返校，而新生們也即將翻開人生新篇章。但在國外，全面開放校園似乎還不太可能，多數學校仍選擇先用網課的形式來過渡，這也間接使得那些不適應線上教學模式的新生開始考慮選擇GAP YEAR（間隔年）。而決定延遲入學的學生也通常更有能力負擔全額學費，從而讓高校不得不采取削減開支、完善間隔年申請條件等措施來應對財務缺口。

　　不過很多創業公司想要抓住這次特殊的發展機遇，創新性地利用遠程實習以解決疫情期間社交安全距離的問題，通過延長暑期實習時間、提供豐厚獎金、開展線上招聘會等方式來吸引更多優秀的間隔年參與者。

　　間隔年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從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到八九十年代的背包客，從志愿服務到環球旅行，間隔年的變化也深刻體現著社會的變革。

　　許多家喻戶曉的名人也曾是間隔年的受益者，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女兒瑪利亞在進入哈佛學習之前，用一整年的時間來實習旅行，英國威廉王子在間隔年期間去智利做義工服務，而“神探夏洛克”本尼迪克特則前往遙遠的印度，為僧侶們教授英語……

　　現 狀

　　疫情下的間隔年有何不同？

　　今年選擇間隔年的人數明顯增加

　　付全額學費的新生想要一段“正常”的大學經歷

　　超過20%的哈佛新生不打算今年秋季入學

　　每臨畢業升學季，該不該選擇間隔年又會成為學生們討論的熱門話題，而今年突發的新冠疫情讓年輕人對自己的決定又有了新的考量。

　　間隔年通常是指在上大學之前或之后的一年里，學生們不直接升學，而是利用這段空閑時間去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旅游、做志愿服務、實習等；在休息之余，學生們也能通過這些社會實踐來加深對未來專業和職業的了解，更深刻地認識自我。

　　一般來說，每年選擇間隔年的人數都相對穩定，但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關系，更多的學生決定延遲入學，開啟自己的間隔年計劃。

　　美國時間8月6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克勞丁·蓋爾發給全體教職員工一封電子郵件，郵件里的數據顯示，340名哈佛新生將不打算在今年秋季入學，超過了新生總數的20%，而在平時，這一數字通常為80到110名左右。這并非哈佛獨有的情形，在麻省理工學院，有8% 的新生推遲入學，高于正常年份的1%。在貝茨學院，這個數字是10%，幾乎是平時的三倍。由此不難發現，與往年相比，今年選擇間隔年的學生人數有了明顯增加。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得克薩斯州的畢業生Sarah S.表示，自己延期入學是受到絕大多數高校選擇用網課來替代線下教育的影響。她在接受insider雜志采訪時說道：“一開始我非常興奮，也為第一年的大學生活做好了準備，不過等到7月初的大學計劃出臺之后，一切就變得沒那么吸引人了。”Sarah原本打算在今年秋季去耶魯大學就讀，但疫情改變了這一計劃。她告訴采訪者，在這一年的間隔年里，她將會為一個日托項目工作，完成一期志愿者服務，同時還會花時間發展一些業余愛好，如閱讀、制作珠寶和學習阿拉伯語等等。另外一名受訪學生Elizabeth也表示網課并不是她的“菜”，因為在屏幕前保持專注對她而言十分困難。

　　學生們的選擇不僅會影響自身的學業，也會在高校教育領域引發連鎖反應。據《彭博商業周刊》報道，選擇間隔年的學生往往經濟上更寬裕，也更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私立大學學費以及負擔休息一整年的開支。艾德伍斯·普林斯頓咨詢公司的私人顧問克里斯蒂安·普路托在采訪中談到，許多付全額學費的新生正詢問要不要延期入學，因為他們想要一段“正常”的大學經歷。而與之相比，那些成績優異、家庭條件一般的學生則更傾向于按時入學。以Prep for Prep為例，這是一家幫助紐約市的有色族裔小孩進入私立學校讀書的非營利組織，在今年該組織輔導的132名高中畢業生中，只有一人選擇了間隔年。這一分歧很可能會引發私立大學的財務危機——據美國全國大學及大學事務人員聯合會的數據顯示，私立大學每收取1美元的費用，平均就有50美分用于助學金投入。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全額學費新生在今年秋季推遲入學，許多大學擔心將無法達到原先的經濟預算，從而不得不削減開支。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大學已經裁掉了8%的員工，并且關閉了八個學院中的兩個。

　　高校為此也采取了其他的應對措施，包括布朗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在內的學校表示，它們將不會自動批準新生的延期申請，而是需要學生們提供合適的理由以及間隔年計劃，僅僅“擔心疫情期間大學經歷的不完整”這一原因是遠遠不夠的。美國邁阿密大學和東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則要求學生在離開學校一個學期后，就要重新遞交入學申請和交納相關費用。在普林斯頓大學，由于住宿和注冊人數的限制，選擇間隔年的學生可能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才能重新入學。

　　募 新

　　創業公司趁機“囤積”間隔年實習生

　　線上招聘會為延遲入學的新生提供遠程實習機會

　　擁有良好關系網的實習生能為公司贏得豐厚回報

　　延長實習、提供獎金以吸引更多間隔年學生

　　雖然有不少新生對間隔年表現出興趣，但疫情之下，失業率驟增，海外志愿服務也變得異常艱難，大多數學生仍處于觀望狀態。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新生利亞·格爾西奧在“光譜新聞”的采訪中說道：“高中畢業生們壓力都很大，現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們想要做什么。”另一位美國維克森林中學的畢業生安東尼則決定推遲一年入學，而這一切都在今年3月份變得不明朗起來，因為他被長期兼職的健身房解雇了。“我一直在找其他工作，看看是否有空缺崗位，只是現在找工作確實有些艱難。”

　　創業公司則從中看到了機遇，它們希望能夠借此機會爭取招募到優秀的學生，因為大公司通常不想承擔規定實習項目以外的法律麻煩，而創業公司則在員工招聘方面有著更大的靈活性。一些公司正在組織線上招聘會，為延遲入學的新生提供遠程實習的機會。風險投資公司Contrary Capital表示，如果參與實習的五組學生團隊在間隔年期間能夠成功建立起一個公司，它將為成員們提供10萬美元的資金。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也在努力為初創公司和應聘者牽線搭橋，該企業于7月30日在官網公布了需要招聘秋季實習生的硅谷公司名單。

　　對那些不想為網課支付高額學費的新生來說，遠程實習不但能夠提供工作機會，還能讓他們從中獲取相應報酬，可謂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而站在公司這一方來看，遠程實習能夠打破地域壁壘，從而為公司提供更廣闊的人才儲備。而且，對公司來說，最終的回報并不是單純的勞動力。“在招聘員工的時候，你其實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創業公司Elementl計劃在今年秋季招收三名選擇間隔年的學生，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尼克·施羅克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說道，“一個擁有良好關系網的優秀實習生往往可以在未來為公司贏得豐厚的綜合回報。”

　　更愿意嘗試招募新人的創業公司往往更有機會吸引到那些原本傾向于去Facebook、 Alphabet這些大公司實習的優秀學生，而它們也希望在間隔年期間發掘到的優秀人才能在未來加入它們。“通常情況下，你總是努力地引起應聘者的注意，而現在，他們也會積極回應你。”應用程序設計服務公司Bubble的CEO伊曼紐爾·斯特拉斯諾夫在采訪中表示，“與常規招聘相比，這更像是日日夜夜不停歇的工作。”

　　不同的公司也有著不同的間隔年學生招聘方式，外賣服務公司Postmates正在考慮延長其機器人外賣團隊暑期實習生的任期，以便讓那些想延遲入學的年輕人也能繼續工作。而網絡安全初創公司Lumos則會在學年中為不同項目的四位全職“助手”提供8萬美元的獎金。

　　溯 源

　　間隔年的前世今生

　　“嬉皮士”是第一代間隔年踐行者

　　間隔年和環球旅行的搭配組合讓間隔年志愿服務如日中天

　　分享間隔年故事的社交網站應運而生

　　間隔年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不過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間隔年已經和最開始的間隔年含義大不相同了。

　　二戰過后，各國政府希望提高全球共識，避免新的世界大戰的發生，而間隔年最初就是為了促進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而出現的。上世紀60年代是西方社會大變革的年代，也是間隔年興起的年代。在經濟和政治動蕩的大背景下，“垮掉的一代”演變為更加反主流文化、反民族主義的群體——嬉皮士。為了追求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在當時文化包容度更高的印度，成群結隊的嬉皮士從西歐出發，穿越歐亞大陸到達印度，再從印度舊都德里一直走到果阿，這群人也成為第一批實際意義上的間隔年踐行者。

　　1967年，尼古拉斯·麥克萊恩-布里斯托爾成立了信托公司Project Trust，并向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派遣了三名志愿者，為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該公司認為，把青年志愿者送往該地不僅能讓年輕人了解埃塞俄比亞，也有助于他們學會如何在陌生的環境里獨立生活，發揮個人潛能。自此之后，間隔年的志愿服務活動逐漸興起。

　　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間隔年也變得越來越流行。但在當時，飛機航班仍然很昂貴，多數年輕人還是會選擇乘坐汽車旅行。1973年，居住在倫敦的澳大利亞青年格雷厄姆·特納購買了一輛雙層巴士，把一批又一批的顧客送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特納接著又創立了Flight Centre和Topdeck旅行公司，這兩家公司至今仍在蓬勃發展。同年，英國人托尼·惠勒以及他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莫林也長途跋涉來到亞洲，并寫下了一本旅行指南《窮游亞洲》，想要為其他旅行者提供有用的建議和信息，這也成為現今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獨星球》的第一本書。1977年，位于英國的間隔年活動項目公司（現改名為全球緯度志愿公司），開始為想要參與間隔年的學生安排志愿服務地點，如同十年前Project Trust公司所提供的間隔年志愿服務的延續。

　　1978年，威爾士王子和約翰·巴拉什弗-斯內爾上校啟動了“德雷克行動”，這是一次沿著16世紀探險家弗蘭西斯·德雷克爵士的足跡環游世界的遠征航行。自那以后，間隔年和環球旅行的搭配組合愈加受歡迎。旅游公司、志愿服務公司、旅行指南的相繼出現，讓學生們選擇間隔年的基本條件得以滿足，間隔年服務行業的發展也因此如日中天。

　　進入到八九十年代，“背包客”又成為當時的年代“潮詞”。隨著需求的增長，飛機航班的價格逐年降低，獨立旅行變得更加容易。對那時的英國大學預科生來說，間隔年似乎已經成為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了，還有許多青年人在度過間隔年后，又重新返回自己的故鄉創業，其中就包括湯姆·格里菲思。像托尼·惠勒一樣，當湯姆從間隔年旅行回來后，他也極其渴望把自己的經歷分享給更多人，但傳播渠道的限制讓他意識到，在21世紀到來之前，需要有一個新的平臺來更新間隔年的信息。因此，在1988年，湯姆和他的商業伙伴彼得·佩德里克共同創建了gapyear.com，這也是第一批專門為學生們分享自己間隔年故事的社交網站之一。

　　如今，間隔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鮮事”了，除了旅行和志愿服務之外，學生們在間隔年期間能做的事情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如學習一門新語言，去心儀的公司實習等。

　　示 范

　　名人們的間隔年效應

　　奧巴馬女兒探索西語文化

　　威廉王子在智利掃廁所可不是作秀

　　“神探夏洛克”為印度僧侶教授英語

　　在新冠疫情之前，“GAP YEAR”成為谷歌熱搜關鍵詞還是在2016年的5月，即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宣布自己的大女兒瑪利亞將會推遲一年進入大學學習之后。

　　瑪利亞畢業于西德維爾友誼中學，在被哈佛大學錄取后，她并沒有選擇立即入學，而是決定用一年的間隔年來過渡。2016年夏季，瑪利亞追尋父親的政治腳步，在美國駐西班牙大使館進行暑期實習，以此來作為間隔年的開始。緊接著，瑪利亞在秋季前往南美洲，探索西語文化的另一面。她參加了在玻利維亞和秘魯舉辦的為期三個月的間隔學期項目，這個項目不僅包含著諸如亞馬遜露營等戶外環節，也讓參與者充分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同時鼓勵他們討論社會變革等深刻議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里，瑪利亞又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實習中去。2017年2月，她開始在一家電影制作和發行公司——溫斯坦公司實習，這不是瑪利亞第一次在娛樂行業工作——2015年夏天，她就曾在HBO新劇《都市女孩》里實習過。

　　瑪利亞并不是唯一一位選擇間隔年的名人后代，英國皇室威廉王子在完成A-Level考試（英國高考）后，也決定用一年時間來休息調整，為進入大學做準備。

　　這位18歲的年輕探險家先去了一趟中美洲的伯利茲叢林接受英國皇家陸軍訓練，和威爾士衛兵一起吃軍隊口糧，睡吊床。后來，他又去往智利，在那里他花了三個月時間參與“雷勵國際”公益組織主辦的志愿項目。威廉王子積極參與當地的扶貧志愿活動，幫助當地人建造和裝飾房屋、操場，修建山區步道，并教孩子們英語。皇室傳記作家凱蒂·尼克爾在他的著作《凱特：未來的女王》中提到：“威廉王子處理得很好，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待所有事情的態度是多么的尋常。他說他希望和其他人的待遇相同，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你看到他打掃廁所時，不是因為攝像頭在拍他才這樣做，而是因為他的確打掃了廁所，只是被拍了下來而已。”

　　等威廉王子完成志愿服務活動回國后，他也在網上放出了一些官方照片以感謝媒體貼心的不打擾，讓他能夠享受一段屬于自己的私人時間。

　　除了名人后代外，我們熟悉的演員藝人也曾經從間隔年中受益。英劇《神探夏洛克》的主演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高中時了解到印度大吉嶺教授英語的間隔年項目后，非常果斷地報名參加了。他在接受BBC采訪時說道：“我整整工作了六個月來籌集資金，因為這個項目是自愿的，沒有收入。我還在潘海利根香水店工作了將近五個月，也做過類似服務員的工作。”

　　在教授僧侶英語的過程中，他也學習到了佛教的相關知識。本尼迪克特在接受《獅吼》雜志采訪中談到自己對冥想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于是他在那里參加了一個為期多天的靜修活動。他表示，冥想也對自己后來的表演幫助很大。“太不可思議了！當你靜止不動、沉思冥想時，你的感官意識就會更加敏感，也更加集中，而靜止正是表演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國后，本尼迪克特決定順應本心，去曼徹斯特大學學習戲劇，從此走上了屬于自己的演藝之路。

　　間隔年對每一位參與者都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它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也不可能是完成夢想的捷徑，但是在忙碌的學習工作之余，偶爾放慢腳步，去看看不同的風景，體驗不一樣的人生，說不定會讓你擁有意想不到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