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孩子”“近視防控”“新型大學”……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開幕前，首場“委員通道”如約開啟，9位委員亮相回答記者提問。在這些委員的回答中，與教育有關的詞匯一一蹦出。他們為何如此關注教育，其中又折射出怎樣的現實背景？

　　扶貧先扶智，扶智先通語

　　【委員原聲】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主持人海霞：

　　我在調研中發現，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率接近75%情況下，在一些貧困地區，普通話的普及率并不高。其實很多青壯年農牧民，只要會一點普通話就能走出大山，學一點技術，找到一份工作，讓全家脫貧。他們之所以學不好、講不好普通話，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好的語言教師。

　　我們邀請了一些貧困山區的孩子到北京進行語言學習。最初，孩子們非常害羞，低著眼睛、低著頭都不敢跟我們對視。但是幾天學習以后，他們挺起了胸膛，敢于自信地自我表達了。

　　【解讀】

　　2017年，教育部、國家語委印發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里面的數據表明，我國普通話普及率很不平衡，西部與東部有20個百分點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過90%，而很多農村地區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區則更低。

　　這樣懸殊的數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方案里有明確表述——“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多青壯年農民、牧民無法用普通話進行基本的溝通交流，這已經成為阻礙個人脫貧致富、影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制約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甚至影響民族團結和諧的重要因素。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先通語”。

　　海霞的調研結果，印證了方案里提到的情況。“扶貧首要扶智，扶智應先通語”，2020年，要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消除絕對貧困，要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少不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攻堅。

　　該怎么做？海霞已經點出了一個重要制約因素：語言教師師資力量薄弱。事實上，在方案的“重點措施”一節里，第一條就是“大力提升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此外，全面提升基層干部職工普通話能力，增強青壯年農民、牧民普通話應用能力，也都是應該重點關注的舉措。

　　在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努力下，2018年，普通話推廣納入脫貧攻堅的范疇，普通話普及率納入地方扶貧工作績效考核；各地開展近40萬人次的農村青壯年、農村教師和少數民族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比上年增長近4萬。2019年1月，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深入實施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提高貧困家庭新增勞動人口、貧困地區青壯年普通話交流能力”。

　　學好說好普通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著如此廣闊深遠的意義。

　　青少年近視防控需綜合施策

　　【委員原聲】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寧利：

　　2018年，在黨中央的關注下，八部委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這個方案突出了兩個關鍵詞：國家戰略、全社會行動。以前的近視眼防控可能是某個學校、某個部門的事，現在我們部署的是國家戰略、全社會行動。

　　這里面著重提出了要減少學生的用眼負擔。舉個例子，如果說這個學校減了，那個學校不減，我在學校減了，在家里不減，就做不到控制。為什么叫綜合治理？因為現在沒有一項技術能把近視眼控制住，所以我們需要多項手段綜合使用，多個部門一起發力，近視眼才能得到控制。

　　【解讀】

　　在我國近視人數愈發呈現出“低齡化、重度化”趨勢之時，2018年，一份來自武漢市92所重點監測學校的監測數據報告顯示，學生標準化視力低下率從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降了足足5個百分點，小學階段近視率更是分別下降0.21個百分點、2.45個百分點、3.31個百分點，實現了“三連降”。

　　武漢是怎么做到的？里面的一個關鍵詞就是“綜合施策”：先是由政府主導，健全組織與管理保障機制，再構建起由分管領導、校長、校醫、班主任、家長和學生共同參與的視力健康管理服務體系，最后還建立了數字化動態管理系統。“綜合施策”的組合拳打下來，獲得的是實實在在的效果。

　　武漢的經驗，以及《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針對的就是以往防控近視的“頑疾”——都說青少年的視力重要，真正保護起來，只是個別部門和個別學校在勉力為之。實施方案明確了家庭、學校、醫療衛生機構、學生、政府相關部門應采取的防控措施，也明確了8個部門防控近視的職責和任務。可以說，這是一次防控近視力量的大集合。

　　新型大學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產物

　　【委員原聲】

　　全國政協委員、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

　　辦西湖大學，我們的目標是世界一流。有人問，為什么你們有這樣的底氣？原因很簡單，西湖大學的誕生發展，是建立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的土壤之上，它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產物。

　　我國在基礎研究領域還有很大的差距，在原創性方面的研究還不能夠完全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尖端核心的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也只能靠我們自己去創造。對我而言，這是西湖大學創校的根本宗旨和使命。

　　【解讀】

　　為何說西湖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產物？來看看橫向的比較。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的高被引國際論文數量和國際熱點論文數量分別占世界份額的17%和27.6%，較2017年分別提升2.3個百分點和2.5個百分點。2008年至2018年10年間，我國處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論文為24825篇，世界排名保持在第三位。我國的國際熱點論文數為842篇，世界排名保持在第三位。2017年，我國發表在7種被引次數超過10萬次且影響因子超過35的國際期刊論文有699篇，占總數的6.5%，首次升至世界第四位。

　　沒有高質量的人才培養，沒有高質量人才持續不斷的科研產出，科研成果是無法得到國際學術共同體的認可的。

　　在“委員通道”上，施一公公開了一組數據：僅僅過去兩年，西湖大學就收到了6000多份申請，擇優聘用引進了百名科學家，所聘請的教師中，80%都是中國培養輸送出去的優秀學子。沒有優秀的人才、卓越的師資，任何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心壯志，都會淪為口號。

　　歷史和現實也一次次提醒我們，核心技術買不來，原創性研究成果的取得，基礎性研究領域的突破，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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