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這是順應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從“十四五”時期及更長遠未來發展趨勢看，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如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其著力點就在于以更深層次改革，推動構建中國完整的內需體系。

　　一、新發展格局充分反映現代經濟活動的本質要求和發展趨勢

　　第一，新發展格局強調的是經濟循環，具有系統性和動態性，更能反映經濟活動的本質。無論是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經濟環節看，還是從要素及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經濟分析框架看，經濟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過程，是一個基于價值增值的信息、資金和商品(含服務)在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的流動循環。為此，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是一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系統動態協同戰略。

　　第二，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意味著對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否定。這不僅僅是因為新發展格局必然要求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更因為當前國內經濟循環還存在諸多堵點、淤點，亟待通過暢通雙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單從數量看，我國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已經從2006年的峰值64%降低到2019年的32%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說明中國已經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了。但是，這顯然不是中央所要求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意義在于把發展的立足點更多放到國內來，通過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培育新動能，從而主動加速國際大循環、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最終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三，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但是，站在新的起點上，對擴大內需的政策內涵不能僅僅理解為“擴大總需求”；如果僅僅理解為“擴大總需求”，那么就意味著這個“格局”并不“新”。回顧2006年的“十一五”發展規劃，就強調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經濟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今天，我們要以擴大內需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其政策內涵一定包括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其中“暢通”就是要求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在這個意義上，通過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形成“新發展格局”，其政策內涵包括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二、完善內需體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具體而言，應該從構建現代市場體系、現代產業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和新型消費體系幾個方面改革入手完善內需體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第一，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快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經濟循環暢通與否，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市場體系的健全程度與運行效率。在現代社會復雜分工體系下，頻繁的市場交易活動構成了產品、資金、勞動力、土地、技術、數據等在各個經濟主體之間不停地循環流動。市場主體數量和類型、市場進入與退出障礙、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規則、政府規制與反壟斷法等，都會影響市場效率，進而決定了整體經濟循環是否暢通。

　　統一開放、競爭有序，是現代市場體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經濟循環暢通的根本保證。當前，我國建設現代化市場體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圍繞公平競爭建立市場體系高效運行的基礎規則，保證市場主體之間公平競爭，充分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一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營造各類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參與競爭，同等受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二是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系，積極推進產業政策轉型，充分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三是通過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市場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化競爭政策等，努力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使國外更加依賴中國的產品消費市場和要素供給市場。四是積極探索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

　　五是加快建設現代流通體系，完善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商品和資源有效集散、高效配置、價值增值統一開放的交通運輸市場，統籌推進現代流通體系硬件和軟件建設，發展流通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實現分工深化、交易擴大、供需互促、產銷并進、效率提升的經濟良性循環。

　　第二，加快完善科技和產業創新體制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高質量實體經濟供給能力，加快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從產業體系角度看，一個突出問題是實體經濟產業與虛擬經濟產業發展不平衡，經濟“脫實向虛”趨勢明顯，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產業之間資金循環仍存在堵點和淤點；從產業鏈角度看，我國高技術產業鏈和高附加值產業環節占有不足，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在“工業四基”上存在著大量“卡脖子”問題，極大影響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

　　針對上述制約問題，需要通過深化科技和產業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一是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前瞻技術和戰略性技術的研究，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完整的創新體系，努力修補創新鏈，彌補技術研發與產業化之間的創新鏈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二是深化產業創新體制改革，建立產業基礎能力評估制度，分析創新鏈、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布，在生產制造層面圍繞“工業四基”集成要素、優化流程、培育人才，完善試驗驗證、計量、標準、檢驗檢測、認證、信息服務等基礎服務體系。構建開放協同產業創新網絡，有效發揮中小企業在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的作用。三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支付結算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多直達各流通環節經營主體的金融產品。四是把握智能化、高級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的產業轉型升級方向，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

　　居民收入水平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能力，進而影響著國家的內需消費潛力。如何合理調節城鄉、區域和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水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不合理收入，都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完善內需體系、暢通我國經濟循環在收入分配領域的重要要求。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需要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堅持和不斷完善。一是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保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二是堅持就業優先的政策導向，積極拓展就業渠道，鼓勵創新創業，切實提高居民就業水平和質量，做好“穩就業”各項工作。三是積極拓展居民投資理財渠道，健全通過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獲取報酬的市場化機制。四是繼續推進減稅降費，尤其是在不明顯減少穩定宏觀稅負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降費，加大對居民收入的減稅、退稅力度，適度提升個稅起征點和最低工資水平。五是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機制，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水平。

　　第四，加快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挖掘國內消費潛力，在新型城鎮化中加快消費轉型升級、塑造新型消費體系。

　　國民經濟循環中的最后環節體現在消費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為直接的體現也是居民消費。消費體系無疑對于擴大內需、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具有最終牽引效應。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和城鎮化中期階段，居民消費快速轉型升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居民消費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線上線下融合趨勢加強，數字化消費迅速擴張。然而，長期以來制約消費體系轉型升級的體制機制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嚴重抑制了消費的轉型升級。

　　推進消費轉型升級、塑造新型消費體系，一是要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二是要構建政府自身消費與社會性消費、公共消費與居民消費、公共消費與公共投資三方面平衡的消費體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尤其重視教育、醫療、社保和就業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為持續釋放居民部門消費需求創造條件；三是要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多措施大力促進消費數字化轉型，一方面繼續促進網上購物等新型商業業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借助“新基建”，不斷開發新的網絡消費形態和服務場景；四是要加快完善有利于新型消費體系建設的體制機制，為消費者營造放心消費、敢于消費的制度環境，抑制房價和居民杠桿率的繼續上漲，積極推進消費領域的信用體系建設，優化市場監管機制，提升市場監管效能，實現信息共融共享，推動消費經濟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