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國主流媒體《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蓬佩奧應對疫情的表現使他成為美國史上最差國務卿》的文章。該文列舉了蓬佩奧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一系列“作為”——包括漠視疫情嚴重性、逃避自身政治責任、拒絕國際合作、極力“甩鍋”中國等，認為“自二戰結束以來，可能沒有比蓬佩奧表現更差的（國務卿）了”。實際上，蓬佩奧在美國抗疫過程中的種種“奇葩”表現，只是其就任國務卿后斑斑劣跡中的“一點”。職業操守、眼界視野和個人品行三方面，無論我們從哪一個方面對其進行評估，其“美國史上最差國務卿”的名號都實至名歸。

　　作為“美國首席部長”“美國最高外交官”和“憲法規定的美國總統第四順位繼承人”，國務卿在美國行政體系乃至整個政治架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代表著美國的國家形象。拋開工作能力不說，作為美國高級行政官員和總統主要外事顧問，辦事正派、任人唯賢、公私分明當為一個國務卿必備的基本職業操守。然而，蓬佩奧卻是一位上述三方面操守全無的國務卿。

　　首先，蓬佩奧依靠政治投機與溜須逢迎上位，可謂“德不配位”。早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蓬佩奧便作為政治投機分子，先是為共和黨候選人盧比奧站臺，后又在特朗普得勢后迅速改頭換面，不遺余力為特朗普搖旗吶喊，成功混到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位子。當然，其野心卻不可能止步于此。在擔任中情局局長期間，蓬佩奧對特朗普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用一年多時間最終上位國務卿。可以說，在重要職位更換頻繁、多位高官被“炒魷魚”的本屆美國政府中，蓬佩奧的飛黃騰達異常突顯，而這靠的完全是政治投機與逢迎。

　　其次，蓬佩奧就任國務卿后極盡任人唯親之能事，大搞權力小圈子。他在國務院極力安插身邊親信，形成了國務院內的權力小圈子，對國務院日常工作造成了明顯的消極影響。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蓬佩奧竟然將早年與其合伙開辦航空公司的兩位老同學安排進入國務院，成為副國務卿和法律顧問。此二人不僅毫無從政經驗，而且自身能力也頗可質疑，要知道他們三人合伙開辦的公司是以破產落幕的。

　　再次，蓬佩奧就任國務卿以來頻頻以權謀私，名聲極臭。7月30日，負責監督行政部門工作的美國國會眾議院就蓬佩奧在國務院的公權私用問題展開了全面調查，并傳喚了其4名助手。更早些時候，國務院負責監督官員行為的督察長被突然解職，有媒體稱這是由于其對蓬佩奧以權謀私行為的調查激怒了蓬佩奧，在朝野各界鬧得沸沸揚揚。蓬佩奧職業操守的低劣可見一斑。

　　作為美國最高外交官，國務卿理應具備廣闊的戰略視野和較強的領導能力，從而能夠幫助總統有效推進外交政策、維護美國利益。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職業操守全無的蓬佩奧眼界狹窄、能力缺失，不斷刷新著公眾對美國國務卿形象的認知下限。

　　蓬佩奧完全不具備國務卿應有的國際戰略視野，其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美國國家利益。以抗疫為例，歷史上任何一位美國國務卿在面臨國際危機時，通常都會尋求國際合作，把世界各國尤其是盟友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然而，蓬佩奧在疫情中除了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象征性地露面外，幾乎不見蹤影。正如《華盛頓郵報》文章所指出的，“當美國其他行政官員努力控制疫情時，蓬佩奧卻表現得好像疫情沒有發生一樣”；當英國基于伊朗疫情的嚴峻形勢對伊朗實施人道主義援助時，蓬佩奧卻將疫情視為“極限施壓工具”；當中國為全球抗疫做出表率并表示愿意同美國開展合作時，蓬佩奧卻屢次將病毒政治化，抹黑中國、轉嫁矛盾。他的惡劣言行不僅給美國國內抗疫造成消極影響，而且阻礙了美國同其他國家開展合作的進程，使美國成為全球疫情“暴風眼”，導致疫情洶涌，生靈涂炭。

　　在對華政策方面，蓬佩奧上個月在尼克松圖書館大言不慚地為美國對華政策“定調”，稱自尼克松時代開啟的所謂“對華接觸政策”失敗、中國占了美國“便宜”，要對華采取“不信任且核查”戰略。眾所周知，中美關系建立在兩國互利雙贏的基礎上，而非一方對另一方的施舍。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同中國搞戰略對抗不僅對美國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還會殃及國際安全與共同發展。蓬佩奧的拙劣表演再次表明他缺乏基本國際戰略視野，其主張只會把美國對華政策引入歧途，并最終傷及美國自身。

　　蓬佩奧也完全不具備國務卿應有的領導能力。7月，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發布了一份長達46頁的題為《外交危機：特朗普政府正在掏空國務院》的報告，指責蓬佩奧運用在中情局的那一套管理方式領導國務院，以恐嚇為手段，以政治派系為人員任用標準，導致職業官員大量辭職、人員變動頻繁，造成大量職位空缺。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國務院的工作毫無章法、陷入混亂。盡管此份報告存在黨派斗爭動機，但上述事實也確實表明蓬佩奧領導下的美國國務院已陷入難以有效履職的困境，其罪魁禍首正是蓬佩奧本人。

　　蓬佩奧之所以淪為“美國史上最差國務卿”，還在于他在個人品行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妄自尊大，說謊成性，為一己私利置是非公義于不顧。妄自尊大在他試圖為美國對華政策重新“定調”的伎倆中暴露無遺，說謊成性則使他作為美國最高外交官的形象一落千丈，進而累及美國的國家信譽。例如，前不久他在接受美聯社視頻采訪時，當主持人問他新冠病毒是否為人造時，他先是言之鑿鑿地稱科學表明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在主持人反駁這一說法后，他又面不改色地推翻了自己的言論。此外，在多個涉及中國問題的場合，蓬佩奧出于政治目的顛倒黑白，信口雌黃，謊話連篇。

　　國務卿一職對蓬佩奧來說已經成為他謀取私利，尤其是撈取政治資本的平臺和工具。為鞏固在共和黨極端保守派和鷹派陣營中的影響力，蓬佩奧使盡渾身解數，全方位、高頻度地炒作中國議題、對華示強，以此標榜自己的“獨特性”，全然不顧是非曲直，更不顧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大局，使美國人民的福祉和美國國家利益成為其個人政治私利的犧牲品。

　　縱觀美國政治史，從職業操守、視野能力、個人品行三方面進行衡量，恐怕很難再找到一位像蓬佩奧這樣的國務卿，用個人的偏執、狹隘、無知和失德對其政治身份進行利用，進而實現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在美國國內政治日益極化、對外政策變得極具進攻性的背景下，這種無良政客的產生會推動美國外交政策更趨非理性。

　　希望這位“史上最差”國務卿的教訓能夠讓其繼任者引以為戒，并使之成為永不被刷新的歷史紀錄。

　　（作者：王 浩，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