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現已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法律議題，建議有關部門要對此予以重視，對相關問題盡早組織研究、論證，并適時予以立法規制。”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詠圍繞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等問題，向大會提交了提案，建言資政。

　　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沈德詠說，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現已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法律議題，建議有關部門對相關問題盡早組織研究、論證，并適時予以立法規制。

　　沈德詠曾長期任職于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正部長級)，2018年3月任十三屆全國政協社法委主任，2018年6月卸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他還是十九屆中央委員。

　　談理解

　　減少患者經濟及道德壓力

　　新京報：你怎么理解“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這一話題？

　　沈德詠：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最快，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最重。

　　隨著我國社會老齡化的迅速到來以及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等疾病發病率的逐年遞增，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已成為一個全社會亟待重視的問題。臨終關懷，是指在患者臨終前，通過醫學、護理、心理、營養、宗教、社會支持等方式，消除或減輕其病痛及其他生理癥狀，排解心理問題和精神煩恐，讓其內心平靜地面對死亡。尊嚴死亡，是指對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尊重其意愿，停止延命治療，讓其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尊嚴死亡一般稱之為安樂死，其基本理念是用安寧緩和的方式給患者以臨終關懷，最大程度地減輕痛苦，讓其自愿而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

　　從實際看，某些罹患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明知不久于人世，仍毫無希望地承受著臨終階段的極度痛苦，其家屬目睹親人臨終前的掙扎，在感情上和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醫護人員亦不得不進行努力，這一情形完全可以通過施以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方式加以避免。

　　所以，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本質上是一種人道主義措施，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它有利于緩解絕癥患者的痛苦，提升生命的質量與尊嚴，減少患者家庭經濟及道德上的壓力，并有助于對緊張的社會公共醫療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完全順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高度老齡化的現實需求。

　　談建議

　　有關部門應盡早組織論證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你近期組織了“安樂死”網絡調查，是如何開展的？

　　沈德詠：為了解當前社會公眾對安樂死的基本態度，分析、探討安樂死立法及其實施的民意基礎，我近期組織了一項網絡隨機調查。本次調查通過開放的互聯網進行，對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及職業等不作限制。同時，為避免調查對象局限于法律圈，課題組有意識地將問卷向非法律圈投放，以保證調查對象來源的廣泛性。

　　調查利用微信公眾號的“投票”功能，通過設置問卷、由訪客填答問題的方式進行。在為期10天的調查中，共有1391人參與。有關統計數據由系統自動采集、生成(對百分比結果采取了四舍五入計算)。

　　新京報：公眾對“安樂死”認知度怎么樣？

　　沈德詠：從統計數據看，約有99.35%的調查對象表示知道“安樂死”，其中47.41%屬于“比較了解”，僅有不到0.65%的調查對象表示“不知道”。這說明，從1986年人民法院判決首例安樂死案件(陜西漢中“王明成、蒲連升故意殺人案”)引發公眾關注、討論，歷經了30多年后，“安樂死”在我國社會公眾中已有了非常廣泛的認知度。

　　新京報：公眾對“安樂死”的接受度呢？

　　沈德詠：調查數據顯示，約有82.82%的調查對象對安樂死持基本贊同態度，明確反對安樂死的僅占4.31%。這說明安樂死(尊嚴死亡)目前在我國已具有了較深厚的民意基礎。

　　新京報：調查顯示，實施“安樂死”的障礙因素有哪些？

　　沈德詠：統計數據顯示，在對實施“安樂死”的最大障礙因素的認識上，各有55.93%和34.21%的調查對象選擇了“倫理道德”和“法律”方面，兩者合計已占到90%以上。可見，這兩方面已成為我國實施“安樂死”的最主要障礙。此外，也有少量調查對象認為“經濟”(2.22%)和“醫療技術”(2.73%)等方面的因素也會阻礙到“安樂死”的實施。

　　新京報：對于民眾的認知，你認為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沈德詠：“安樂死”在我國已經有廣泛的認知度，但在知悉人員中，多數人(51.98%)對“安樂死”僅是“聽說過”，對其內涵、性質及實施方式等具體情況“比較了解”的人數尚未過半。這一狀況表明，在我國推進“安樂死”立法及實施工作，有必要采取適當的方式，對人民群眾開展生死觀教育，積極宣傳“安樂死”相關知識，引導人們樹立健康的生死觀，全面正確地認識“安樂死”，從而進一步筑牢民意基礎。

　　我建議有關部門采取課題聯合攻關的形式，組織醫學、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和相關實務部門人員，對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全面了解社會公眾的基本認知、態度立場，研究相關工作開展的現實條件以及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等，為下一步科學決策提供參考。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搶救絕癥患者是孝道的體現。你怎么看？

　　沈德詠：這需要重視教育宣傳。由于受到傳統諱死文化的影響，死亡觀教育在我國普及工作相對薄弱，覆蓋率較低，社會公眾對死亡持有否定、回避態度，認為搶救絕癥患者是孝道的體現而忽視患者臨終關懷的需求和意愿，同時也是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建議相關部門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積極對社會公眾及醫護人員開展死亡觀的教育和宣傳，引導人們樹立健康的生死觀，包括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育教學中適當增設死亡觀方面的課程，利用各類媒介向社會公眾普及死亡觀教育，呼吁公眾通過參與遺體告別儀式等進行體驗教育，推動醫學界和醫務人員更加重視患者的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

　　新京報：在立法上，是否應該有所體現？

　　沈德詠：無論是臨終關懷還是尊嚴死亡，都離不開法律的規范和治理。網絡調查顯示，已有84.26%的調查對象認為我國目前有必要對安樂死(尊嚴死亡)問題進行立法，這說明適時推進相關立法工作，社會公眾已經形成了較高程度的共識。

　　事實上，我國理論界對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的立法呼吁，至今已持續了三十余年。在司法實踐中，全國各地已先后有數十起涉安樂死案件被起訴、審判，人民法院的每一次有罪判決都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討論。

　　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現已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法律議題，建議有關部門對此能予以重視，對相關問題盡早組織研究、論證，并適時予以立法規制。

　　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本質上是一種人道主義措施，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它有利于緩解絕癥患者的痛苦，提升生命的質量與尊嚴，減少患者家庭經濟及道德上的壓力，并有助于對緊張的社會公共醫療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沈德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