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正氣（《楚帆》主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是一種對善惡有很強感知力的神物。龍的出現多為吉兆，包含“龍”在內的“麟鳳龜龍”，被《禮記》稱為“四靈”。它們如果出現，可以視為國運昌盛的征兆。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某些龍顯出身形，則是當時社會出現不公的表征。

　　《漢書·五行志》記載了這樣的說法：“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是說人間執行刑罰非常殘暴之時，黑龍就會現身。

　　在《山海經》中，肩負打雷和懲惡重任的雷神，也被賦予了龍的形象。《山海經·海內東經》這樣描寫雷神：“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雷神的身體長得像龍。

　　正史也收錄了將雷神與龍聯系起來的傳說，例如《晉書·陶侃傳》：“或云‘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魯迅先生回憶小時候讀過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都畫著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雷公電母站在云中，牛頭馬面布滿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觸犯天條的，即使半語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當的報應。”說明雷公兼職執行天條，是很多民間傳說中都有的。雷公不僅身體像龍，而且也像龍一樣能夠騰云駕霧。

　　在封建社會，龍是皇帝的象征。《論衡》認為“龍，人君之象也。”元明清三代均對使用“龍鳳紋”作了限制性規定，元代律法還特別指出：“龍謂五爪二角者。”《大明律》規定：“若僭用違禁龍鳳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違禁之物并入官。”《大清律例》規定：“鞍轡并不許雕飾龍鳳紋，器皿不許造龍鳳紋”，“官吏軍民人等，但有服飾僭用黃紫二色及蟒龍飛魚斗牛，器皿僭用朱紅黃顏色及親王法物者，俱比照僭用龍鳳紋律擬斷。”在《唐律疏議》“詐偽律”中，還規定了關于所謂謊報龍等“四靈”的懲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名的清官包拯就和龍有關。包拯民間俗稱“包公”“包青天”，因曾任龍圖閣直學士，也稱“包龍圖”。龍圖閣，是掌管皇帝的文書、著作、國家重要典籍、圖畫以及皇族世譜的場所和機構。有時，“龍圖”特指包拯。《包龍圖》還是京劇的經典劇目。

　　在清代小說《三俠五義》中，還出現了包拯的標志性刑具：“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

　　在小說中，這是公孫策畫圖設計、督工監造，皇帝下旨同意使用的特別刑具，打造得“威嚴赫耀”“純厚結實”，“光閃閃，令人毛發皆豎；冷颶颶，使人心膽俱寒”。小說第九回，濃墨重彩敘述了三把鍘刀的由來，還說明了用途，“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介紹了行刑程序，“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卷席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鍘”。在第十五回，包拯下令用龍頭鍘鍘了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又用狗頭鍘鍘了安樂侯龐昱的家丁項福。

　　中國古代最有文采的法學作品，是唐代張鷟的《龍筋鳳髓判》，這是唐代的“指導案例”。“龍筋鳳髓”，比喻珍奇美味，從文學性來說，這本書名副其實。

　　《舊唐書》稱贊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其《龍筋鳳髓判》的最大特色是判決理由用駢體文，大量使用語典、事典，不僅說理透徹，言之有據，而且文采斐然，滿目琳瑯，言辭鏗鏘，讀之抑揚頓挫，朗朗上口。

　　享有盛譽的文學家蘇軾，因為寫了“龍”，而在烏臺詩案中差點被追究。

　　在《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一詩中，蘇軾道：“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寫的是樹高、根深的檜樹。

　　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記載，當時有人深文周納，借題發揮，想置蘇軾于死地，對宋神宗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是明白人，而且很懂詩，他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西游記》中西天取經的緣起，也是一個和龍有關的違法事件。涇河龍王在下雨時，“違了玉帝敕旨，改了時辰，克了點數，犯了天條”，要被魏征執行斬刑。他向唐太宗求救，太宗答允。因為一時疏忽，魏征在夢中斬殺了龍王。后來唐太宗差人去取大乘經以超度國中鬼魂，才有了唐僧取經的故事。

　　其實，四大名著的開頭都和龍有點關系，《三國演義》第一回最早出場的“龍”是“云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艷鋸’，重八十二斤”。《水滸傳》開頭“洪太尉誤走妖魔”的發生地在江西信州龍虎山，第二回“九紋龍大鬧史家村”，也沒離開“龍”。《紅樓夢》是四大名著中最少談到龍的，但是第二回也寫到賈雨村“有些貪酷之弊”，“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惹得“龍顏大怒，即批革職”，此事也和律法有關。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0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