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公布多起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典型案例。此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一直以來，網暴案件存在自訴案件當事人“取證難、舉證難、證明難”，以及“法不責眾”等問題。對此，《意見》做出了相應明確。

　　明確法律適用標準

　　“網絡暴力并非一個獨立的違法犯罪類型，而是包括多種性質不同的違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表示，《意見》對各種網絡暴力行為的性質認定和法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具體包括侮辱、誹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等。

　　在刑法中，網絡暴力行為主要適用的罪名是侮辱罪、誹謗罪。根據刑法規定，侮辱罪、誹謗罪告訴的才處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周加海解釋，傳統的侮辱、誹謗犯罪多發生在熟人之間，且往往事出有因。為了保護被害人隱私、促進修復社會關系，刑法規定了告訴處理制度。與傳統違法犯罪不同的是，網絡暴力往往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實施，是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信息的網絡暴力行為。網絡暴力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有的造成了他人“社會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而被害人在確認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現實困難，維權成本極高。

　　近年來，侮辱、誹謗刑事案件增長明顯，其中不少為網絡侮辱、誹謗案件。與此同時，作出有罪判決的比例卻很低。周加海表示，案件數量大幅增長、有罪判決極少的巨大反差，一方面與自訴人在確認網絡暴力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現實困難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缺乏細化指引、“門檻過高”有關。

　　要想依法懲治網絡暴力犯罪，關鍵在于根據網絡侮辱、誹謗的特點，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標準。《意見》對網絡暴力行為的性質認定作了指引性規定。具體而言，在信息網絡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以侮辱罪、誹謗罪定罪處罰；組織“人肉搜索”，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此外，對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可以適用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切實矯正“法不責眾”傾向

　　網絡暴力事件往往參與者眾，責任認定和區分較為困難，“法不責眾”成為客觀問題。《意見》明確要求，對于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要依法嚴肅追究，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長孫萍表示，要依法重點打擊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網絡暴力案件。特別是對于針對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或者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布違法信息，組織“水軍”“打手”等實施的案件，以及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等惡劣社會影響的案件，應重點打擊。

　　此外，網絡服務提供者也應履行相關義務。《意見》指出，對所發現的網絡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的，可以適用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法為公安機關取證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協助。

　　強化綜合治理網絡暴力

　　“被網暴者遭受嚴重侵害，甚至付出生命代價，‘按鍵傷人’甚至‘按鍵殺人’的網暴者卻沒有受到應有追究。這樣的狀況必須改變。”周加海強調，適應網絡時代形勢變化，進一步明確侮辱罪、誹謗罪的公訴標準，讓網暴者受到制裁、付出代價，為被害人討回公道、伸張正義，是法律的應有功能，是司法的應盡職責。

　　根據刑法規定，實施侮辱、誹謗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應當依法提起公訴。《意見》規定對適用公訴程序的標準作了進一步明確，包括四項情形和一個兜底項。

　　《意見》還就網絡侮辱、誹謗刑事案件自訴程序與公訴程序的協調銜接問題作了規定。對于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的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的，公安機關應全力做好協助取證工作，切實幫助被害人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孫萍指出，要立足公安機關的職能，切實加強與網信、宣傳等有關主管部門的協同聯動，形成監管合力。要常態化開展網絡安全監督執法，壓緊壓實網絡服務提供者安全主體責任，推動網站平臺強化企業自治、完善管理規范、健全暢通舉報渠道，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及時阻斷制止網絡暴力事件。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表示，最高檢會同公安部等部門正在協同整治“自媒體”造謠傳謠、假冒仿冒、違規營利等突出問題。（科技日報記者 何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