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洪亮（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員）

　　一種植物，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能衍生出不同的品種，又與當地風俗相融合，生發出多元的文化含義。植物手記大多或從私人感性視角出發書寫個人體驗，或搜集大量博物學知識展開科普。而沈葦的《絲路：行走的植物》（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2023年8月推薦書目）將植物相關的傳說、神話、考古學知識及植物遷移過程中貢獻巨大的“植物獵人”都一一呈現，又緊密結合西域的風土民情，講述漫長歲月賦予這些植物的意義和情感。作為一位詩人，沈葦也將個人敘事與情感融入字里行間，巧妙融合博物學、民族志和個人敘事三重視角，串聯起古今中外浩瀚歷史的簇簇星叢。

　　在沈葦的筆下，絲路植物跟新疆大地緊密相連，又在人類文明交流的共同記憶中生長。作者寫植物物種遷移、繁育、生長的歷史，實則也在重述中華文明自我更新、交流互鑒的歷史。書中海量的史學知識與文化淵源，讓許多已然消失的歷史細節又通過絲路植物的記憶復現，帶我們重溫久遠的神話，重訪湮沒于風沙中的古國，重新認識在歷史長河深處的人物。

　　作者對每種植物的傳奇歷史都展開充分而詳細的追溯，博古通今，考據周詳，梳理了這些植物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他時而帶領我們進入阿斯塔納古墓群了解葡萄在高昌回鶻王國的重要功能，時而又帶領我們認識撒馬爾罕古城壁畫上果盤里的中亞甜瓜……那些逐漸消隱于歷史中的人物，也在作者的筆下再度活靈活現。作者講述馬、苜蓿與強盛的唐王朝之間的隱秘關聯，講述高寒獨傲的雪蓮與在邊疆漂流的紀曉嵐之間的關系，講述里爾克、艾略特、博爾赫斯等詩人對玫瑰的鐘愛。通過對這些內容的講述，重建自然與人類、地域文化與世界歷史的聯系。

　　《絲路：行走的植物》采納一種民族志式的寫作方法，引入文化人類學的觀察視角，通過實地探訪，對新疆地區的文化與社會生活展開活潑靈動的描述。書中出場人物眾多，覆蓋面廣泛，從皮亞曼石榴種植區園藝示范戶到胡楊林里的放羊老人，從庫爾德寧熱愛文學的護林員、蘇巴什佛寺遺址工作站站長到玫瑰酒企業的負責人，一個個生動、真實的人物輪番出場，一幅幅鮮活的生活畫卷在讀者眼前展開。作者仿佛一位深入新疆腹地的人類學家，扎根在這片遼闊、蒼茫的土地上，為我們呈現大量扎實的一手觀察感受與口述資料。他的筆觸自然、鮮活，如行云流水，徐徐展開新疆土地上質樸而熱烈的生活圖景，將田野調查和傳說故事融為一體，字里行間流露著愛與尊重的態度，流露出他對新疆大地的深厚情感。

　　采用民族志式的寫作方法，不是做冷眼旁觀的學者，不是做獵奇消費的旅人，而是將自身的寫作深刻融入自然和大地的整體性結構中。作者用廣博的視角，體驗當地的風物、習俗和歷史，從而連綴起整個文明史的記憶。

　　沈葦來自江南水鄉浙江，20世紀90年代來到新疆，一住就是30年，已然將自我的生命體驗深刻地植根于這片土地。正如他在本書附錄中所言，《沙鄉年鑒》《寂靜的春天》《醒來的森林》等生態文學作品強烈影響了他的寫作，“一度是我在新疆漫游天山南北時的隨行品和枕邊書”。這類作品通常基于作者多年在大自然中的觀察和研究，書寫個體生命與自然深切融合的心靈體驗。與之類似，《絲路：行走的植物》也具有突出的生態文學特色，將大量知識性內容、人類學觀察與個人深刻情感體驗融合在一起。作者不僅是絲路植物的外部觀察家，也是與這些植物長期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伙伴。他與絲路上植物“親切對話”，把自身的生活經歷、生命體驗和個人情感融入其中，實現了關于西域植物的“內部”寫作。

　　在書中，沈葦講述了若干與植物和地域有關的個人經歷，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20世紀90年代初，他剛到新疆，在孤單的日子里，窗外幾株小白楊突然讓生活生動了起來。于是他命筆寫下一行行詩句，個人體驗和對自然的感受觸發了一種深切的“情動”寫作。另一件是有一次離開浙江返回新疆時，母親讓他捎上15只蠶寶寶。于是，這些蠶寶寶跨越了煙雨江南和大美新疆兩端。對于作者而言，這兩端一邊是魂牽夢縈的故土，一邊是無比熟悉的異鄉。而對于文明史而言，這兩端同樣有特殊意義：東部沿海，商隊曾由此駛離港口朝向更遼遠的太平洋，傳揚著中國的物產；另一端，商隊由此穿越風沙，向中亞腹地開辟文明交流的道路?！懊總€蠶能吐出1200米的絲，無數的蠶就構成絲綢之路?！毙Q寶寶在五個多小時的飛行中，連接一東一西，作者的個人經驗也融入歷史的壯美敘事中。

　　《絲路：行走的植物》圖文并茂，給讀者提供了悠長而豐厚的閱讀體驗。作者先是講述植物的傳奇與傳說，接著引入史料介紹植物的物種遷移與知識，再融入關于植物的見聞與文化歷史等內容。書中還穿插了許多包括作者在內的詩人們關于植物與自然的詩行?？破?、民族志、抒情文本與詩行，使得全書閱讀起來錯落有致、引人入勝。那些代代生長的植物，以及人與植物之間的故事，長久地向人類揭示著塵封的歷史和文明記憶。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