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11月3日訊 11月2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發布《2023年第三季度宏觀政策報告》，對“如何在短期內擴大消費”進行專題分析。

　　報告指出，2012年到新冠疫情暴發以前，居民消費總體而言保持較好的增長態勢，消費增速超過GDP增速，消費內部呈現了從制造到服務的消費升級。這些消費增長和消費結構變化特征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基本一致。而疫情暴發以后，消費增速大幅放緩，消費顯著低于趨勢值。

　　“這些新變化顯然不是疫情之前那些制約消費增長的中長期因素所導致，而是有新的因素制約了消費增長。”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認為，疫情暴發以后消費增長的下降可以分解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和消費傾向的下降。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大部分來自于全社會金融資產增速的下降，或者說來自于廣義信貸增速下降。

　　報告認為，疫情過后，消費場景限制對消費的制約消失，短期內恢復消費增長的最重要依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廣義信貸增長，帶動全社會金融資產增長，讓居民、企業和政府口袋里有錢；二是給定居民、企業和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產，消費和投資的支出傾向提高。考慮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社會總收入中的比重相對穩定，做到以上兩點，才能通過提高總支出提高總收入，進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

　　報告分析，無論是降低政策利率，還是公共部門增加舉債和提高公共部門支出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廣義信貸增速和給定金融資產下的支出比例，在短期內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便是將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考慮在內，中國政府并沒有過多舉債。政府債務增量在全社會債務增量中的比重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通過增加信貸，增加名義收入，錢能不能到居民手里？對于這個問題，張斌回應稱：“當經濟過于低迷的時候，低收入群體收入受損更嚴重。逆周期政策幫助經濟走出低迷局面，其實是改善而不是惡化了收入分配。基于中國的經驗研究驗證了這個觀點。”

　　“通過提高信貸，增加名義收入，進而提高消費支出的做法，只有在需求不足環境下才會發揮明顯的作用。需求不足環境下，這個做法提高了總支出水平，提高了全社會的真實產出水平，也提高了真實消費水平。如果不存在需求不足，或者是需求過剩環境下，提高信貸和名義收入，更多會帶來通貨膨脹提高，而不會提高真實消費水平。”張斌補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