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占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研究部部長，“一帶一路”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發展事業所需要的信任、協作氛圍嚴重惡化，全球治理、全球安全等給全球發展帶來的挑戰增多。新形勢下共建“一帶一路”給全球發展帶來了難得的確定性，推進全球發展事業邁入新階段。

　　共建“一帶一路”作為全球重要公共產品，找到了推動實現當代全球發展的可行路徑，是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制度創舉。實踐證明，共建“一帶一路”推進了各方發展目標最大程度整合，畫出了共同發展的最大同心圓，實現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推進要素資源全球深度整合

　　世界范圍內實現工業化是解決人類發展面臨諸多問題的關鍵。聯合國發布的《工業化對世界人民福祉的重要意義》報告明確提出，一國貧困、不平等、健康、教育、就業和人類發展指數與人均制造業增加值之間的關系。新冠疫情期間，一些欠發達國家缺乏口罩、防護服等基本用品的生產能力，可見一國發展對于提升人民生存條件、改善生活質量的極端重要性。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從自身立場、利益出發，不愿意放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可能走出困境的“梯子”，現實中以經濟援助為主要推進方式，常附帶其他條件，其結果是居高臨下、水土不服。這也造成了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發展所必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處于“板結”狀態。由于初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慢等制約，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礎設施成為很多國家發展的“攔路虎”。

　　共建“一帶一路”推進并“陸海空網”四位一體互聯互通格局形成。10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實施了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動共建國在鐵路、公路、航運、管道、能源、通信以及基本生活服務基礎設施方面取得長足進展，一些長期制約并困擾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和經濟發展瓶頸開始被打破。一些重大標志性項目極大地提振了共建國發展信心。特別是共建“一帶一路”激發了全球對基礎設施投資的興趣和熱情，大量引致的投資帶動形成了過去不曾有過的全球基礎設施發展新局面。共建“一帶一路”讓人們看到，傳統經濟學中發展中國家依憑發達國家溢出的“涓滴效應”，正在被新的“涌泉效應”取代，全球發展勢能持續增強，發展議題的主導性地位更加鞏固。

　　“一帶一路”產業合作推進共建國當地資源、勞動力與外來優質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整合。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已同40多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文件。特別是對于產業發展滯后、工業化程度低、資金技術缺乏、人才儲備不足的國家，中國和共建國推動建設一批特殊經濟區，這些經濟區成為所在國發展的示范性項目。“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為共建國培養一批具有專業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人才，創造了本地就業，增加了稅收，推進了共建國與全球產業的深度鏈接。10年來，共建“一帶一路”拉動近萬億美元投資，形成了3000多個合作項目，為共建國創造了42萬個工作崗位，帶動將近4000萬人擺脫貧困。

　　為全球發展提質增效創造新途徑

　　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發展質量不斷提升，一些新合作領域不斷拓展令人矚目，呈現出很多“新質化”特征，這對于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新形勢下提升發展質量極具現實意義。當前全球氣候變化面臨新形勢，生態環境約束趨緊，大多數國家都制定了本國自主減排目標。共建“一帶一路”順應國際綠色低碳發展趨勢，尊重各方追求綠色發展權利，響應各方可持續發展需求，不斷深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等領域務實合作，綠色已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底色。

　　10年來，中國在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合作建設了一大批風電、光伏、水電等可再生能源項目，在增加共建國能源供給的同時，優化了當地能源結構，一些國家能源轉型帶來了國家發展方式的轉型。共建“一帶一路”充分發揮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節能環保、清潔生產等領域優勢，積極合作開展低碳示范區、環境技術交流等，為相關國家逐步擺脫傳統工業化模式發揮了積極作用。

　　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快速推進，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中國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已躋身全球第一梯隊。中國與東南亞、中亞、西亞、非洲、拉美等地區有關國家深度開展“數字絲路”建設，截至2022年10月，中國已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3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與有關國家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

　　中國與共建國在數字基建、數字技術、消費電子、數字應用、跨境電商等相關數字領域合作的廣度不斷拓寬。特別是許多新興經濟體從缺乏基本網絡設施，一躍發展到擁有4G、5G商用網絡階段，數字技術本身所具有的基礎性、滲透性、普惠性，使共建國民眾切身感受到共建“一帶一路”帶來的生活變化。“數字絲綢之路”縮小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技術鴻溝，加快了共建國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更好地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創造新產業、催生新業態、形成新賽道，成為推進共建國“新質化”發展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