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甘肅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刻葫蘆阮氏葫蘆藝術的第四代傳人、甘肅省工藝美術大師，85后阮熙越想要做“破局人”，重新定義“非遺”。

　　在她看來，現代人提及“非遺”，常常帶著時過境遷的濾鏡，覺得這些手藝肯定是一位老人坐在某個地方安靜地創(chuàng)作，作品曲高和寡，需要重金購買。

　　“這樣進入了一個死局。”阮熙越說，“非遺應該更有人間煙火氣，買賣是最好的保護，使用是最好的傳承”。

　　在接過長輩的衣缽后，阮熙越開授體驗課、辦沙龍，讓更多人體驗非遺制作；更新作品“畫風”迎合年輕人的消費“口味”……她還給自己立下一個目標：“祖輩的作品見天地，我的作品見眾生”。

　　蘭州坊間早就有“吉祥葫蘆牛肉面，羊皮筏子賽軍艦”的說法，當地刻葫蘆的手藝人也不在少數。阮熙越的觀點讓一些“保守派”頗有微詞。他們認為，這是年輕傳承人無法抵達老一輩藝術高度時找的“托詞”。

　　面對質疑，阮熙越選擇用“壘山”的過程來勉勵自己，“山是怎么形成的？山是在平地上慢慢壘起來的，它包容了所有的景觀，才形成了巍峨的態(tài)勢”。

　　學葫蘆肚大能容

　　阮熙越“破局”的底氣來自一家?guī)状僳`行的“君子之風”。“這種‘君子之風’讓家人做出在當時時代背景下不被他人理解的舉動，但在我眼里，這就是在‘壘山’。”阮熙越說。

　　阮家族譜記載，1936年，阮熙越的外曾祖父阮光宇開始雕刻葫蘆，是阮氏葫蘆藝術的創(chuàng)始人。

　　當時，阮光宇是一家報社的編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蘭州城隍廟發(fā)現了吉祥葫蘆，他十分喜愛，便開始學習手藝。

　　阮光宇為傳統(tǒng)技藝增添了文人氣息，沒多久，他雕刻的葫蘆就出了名。

　　“那個年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外曾祖父并沒有端著讀書人的架子。后來，他辭了職，把刻葫蘆當成了謀生的手段”，雖然沒有見過這位祖輩，阮熙越仍被他的經歷所觸動。

　　阮氏葫蘆藝術的第二代傳人、阮熙越的外公阮文輝是甘肅省第一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亞太地區(qū)工藝美術大師，雕刻的《150個兒童游戲圖》《唐詩204首》等4套6枚微雕葫蘆被定為國家珍品。

　　雖然在業(yè)內聲名遠揚，但在外公身上，阮熙越學到的卻是“謙卑”二字。“他有機會在蘭州工藝美術廠當領導，卻為了專心創(chuàng)作，婉拒機會，還有很多人高薪邀請他去沿海發(fā)達城市發(fā)展，他也拒絕了，這樣做的原因是，他認為，刻葫蘆的土壤和根基就在蘭州，不能忘根舍本。”

　　阮熙越的母親阮琳是第三代傳人。從小耳濡目染，她喜歡上了刻葫蘆。年僅15歲，就能獨立創(chuàng)作完整的作品，現在，她是蘭州刻葫蘆省級非遺傳承人。

　　“媽媽身上最大的特點是通達”阮熙越說，“很多人都覺得，媽媽的藝術成就還可以再拔到一個更高的高度，評正高、評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但她不是很在乎這些，早在幾年前，就退居二線，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前行。”

　　母親的“放手”，讓阮熙越在短時間內進步飛速。“無論何時，媽媽都對我的工作高度認可，即使有分歧，最后也會以我的意見為主。私下里，她還會從小紅書、抖音等新媒體平臺上，了解年輕人的喜好，隨時和我溝通，嘗試用時尚化的視角創(chuàng)作產品。”

　　阮熙越覺得，這些傳承著的優(yōu)良品質，起始于家人與葫蘆的“朝夕相處”。“我們刻葫蘆，和葫蘆對話，滋養(yǎng)自己的內心。葫蘆，肚大能容。借物言志，說的就是做人的道理。”阮熙越說。

　　泛藝海學無止境

　　傳承記憶也傳承技藝。

　　阮家的座右銘是“學藝，做人，過日子”，在用“家風”為其打好底色后，四代人87年間都在致力攀登高峰，“在沒有彼岸、沒有到達的藝海中修行”。

　　相關歷史資料記載，阮光宇將其在詩書畫印等方面的修養(yǎng)引入刻葫蘆這一民間藝術。他的作品，“題材廣泛，刻工精細，凡詩詞書法，南北派山水，以及西廂、紅樓、聊齋人物，應有盡有”。

　　阮文輝將雕刻工藝分為描寫與雕刻兩種。描寫是在葫蘆的外表用特制鋼針將表皮刺破，鐫刻書畫，涂以松墨；雕刻是以小刀將葫蘆硬殼刺透，用粗線條描繪人物、山水、花卉等。阮文輝在雕刻上獨具匠心，針刀并用，以刻、鏟、刮、磨等多種方法，將中國畫的勾勒、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葫蘆上，仿制出歷代名家的潑墨寫意山水以及徐悲鴻、舶石的畫風筆意。

　　除此之外，他專攻“微雕”，曾在一只雞蛋大小葫蘆上，刻下唐詩204首，每個字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小。

　　阮琳傳承“微雕”技藝，由她創(chuàng)作的《百美圖》，在直徑只有5厘米的雞蛋葫蘆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細致到雙眼皮、睫毛都可以看到。

　　她還曾在敦煌創(chuàng)業(yè)，在這個藝術寶庫，與大量外國游客接觸。因此，在創(chuàng)作時，阮琳將不同國家的文化融入其中，“接軌世界”。

　　她告訴記者，自己創(chuàng)作過一個有泰戈爾頭像的葫蘆，頭發(fā)是拿刀鏟出來的，用的是潑墨山水技法，《吉檀迦利》的詩文是分別用中英文刻出來的，使傳統(tǒng)的民間技藝更具有現代感。英文、日文、希臘文等也都在她的作品中出現過，讓雕刻葫蘆“踏出對外傳播的步伐”。

　　阮熙越在2010年大學畢業(yè)后，正式涉足該行業(yè)。盡管是“半路出家”，但受家人影響，她從小看過大量詩書，學過書法，摹過畫本，加上10余年的積淀，技藝不斷精進。

　　在前輩的基礎上，她運用“加減法”，形成自己的風格。

　　她用減法給傳統(tǒng)葫蘆雕刻的畫面“留白”，凸顯意境。在一枚扁形的葫蘆器型上，只刻一舟，一漁翁，無水，稀稀落落幾筆，讓賞玩者自己去遐想。

　　“詩文有意在言外，音樂有弦外之音、戲曲中也有虛擬動作，我喜歡這種疏而不空，滿而不溢的感覺。”阮熙越說，這樣的畫面，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間、無限的可能。

　　而在葫蘆的功能開發(fā)上，她又做了不少加法，設計出功能類的打火機、錢袋子、香薰蠟燭、儲物籃，還有時尚單品葫蘆手鏈和搭配不同穿衣風格的葫蘆配飾等。

　　阮熙越認為，非遺，最早就是老百姓一種精神上的需求，本來就是服務于老百姓的，所以，“破局”的方式就是改變它的現狀，讓它返璞歸真，更好實現它的服務功能。

　　在題材內容上，阮熙越同樣廣開源路，在葫蘆上刻畫“綠馬”“旅行的青蛙”“哪吒”“冬奧”等社會熱點內容；還在作品中呈現時代巨變，將中歐班列、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等融入其中。

　　阮熙越認為，自己做的是不是超越，不是外公刻唐詩204首，她就去刻300首。她做的是傳承，“這就像看一座大山，不止要垂直看到山巔，還看到它有寬度、有面、有緯度。”

　　一定程度上，“減法”讓刻葫蘆的生產周期得以壓縮，相應的，產品價格也降了下來，普通消費者購買并不費力。“加法”則讓產品拓寬了消費群體，有了更多應用場景。

　　“處江湖之遠，亦追廟堂之高”，2019年，阮熙越創(chuàng)作的《雕刻葫蘆·河西記憶》，在12枚小葫蘆上，用率真、奔放的線條呈現河西走廊的人文風情。作品選材展現漢代絲路盛景，而不是大家更為熟悉的唐代，此外，她還改變了傳統(tǒng)松墨上色的方式，用多種顏料鋪陳出歷史的斑駁感、西北土地的肌理感，并用12宮格進行創(chuàng)意展陳，獲得多方青睞，斬獲中國工藝美術精品“百花杯”金獎，也讓一些質疑的聲音戛然而止。

　　做傳播面向未來

　　近年來，阮熙越將不少精力投放到蘭州刻葫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播上。

　　她參加各種文化方面的交流培訓會議，通過各種新媒體的平臺去推廣、宣傳蘭州刻葫蘆，到傳習所、校園、市集，講解刻葫蘆歷史沿革、演示相關技藝、指點大家自制刻葫蘆作品。

　　她還編寫了《蘭州刻葫蘆體驗課程手冊》，根據各年齡階段，選用卡通形象、傳統(tǒng)圖案、甘肅符號、彩陶紋樣等素材。

　　從2016年至今，阮熙越和研學機構、旅行社、企業(yè)沙龍、工會以及多所中小學攜手合作，完成上百次授課，讓學員在沉浸式體驗中親近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美。

　　來自外界的正向反饋，讓她內心葆有熱愛。“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孩子，兩小時一動不動，完全靠自己刻了一個葫蘆，他的家長都很驚訝，孩子能坐得住。”阮熙說。

　　阮琳也記得，一次，她作為文化大使帶著阮氏雕刻葫蘆去以色列進行展覽交流。一些當地人想要購買葫蘆，因為無法開具發(fā)票，阮琳只能讓翻譯轉告，作品無法售賣。不料，“他們卻趁沒人，將葫蘆拿到手里，直接把錢往展臺上面一放就走了，不要發(fā)票，連包裝也不要”。

　　“這讓我再次看到葫蘆的‘肚大能容’，它容得下世界，也容得下未來。”阮熙越說，她會繼續(xù)“壘山”，繼續(xù)“破局”，以刻葫蘆為窗口，打破外界對“非遺”的刻板印象；也會讓刻葫蘆作為蘭州的文化標簽，得到更多展示機會，“讓更多人知道，在甘肅不僅僅有黃河文化、敦煌文化，還有古老的雕刻葫蘆的文化”。（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