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璐瑩（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300余首詩歌。《詩經》的主要形式四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最先成熟的詩體形式。四言體的形成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雜言句變為四言句，二是四言的詩化。

　　早期四言句的節奏

　　受早期漢語和詩歌音樂性影響，四言句成為最早的詩歌句式。早期漢語主要是單音節詞，一個字/詞是一個音節。詩歌強調韻律節奏。語言學者馮勝利說，節奏的形成至少包含兩個成分，最小音步由兩個音節構成，最小詩行由兩個音步或旋律單位構成。而單音節詞在這種節奏規則下所形成的最佳形式，就是四言句和四句詩章。四言句的韻律節奏是“二二”，這是按照語音節奏劃分的。但《詩經》四言句多使用散文式的構句方式，如“終三十里”“在周之庭”“鳥覆翼之”等，按照句義或句法來劃分是“一三”或“三一”，不符合“二二”語音節奏。這意味著，散文句法與符合韻律的最佳句型之間存在矛盾。這會影響詩歌內部節律的穩定。所以，早期四言句還需進一步“詩化”。

　　四言句詩化的基礎

　　四言詩化現象包括兩個方面：規則化的用韻和穩定的詩歌節奏。詩的押韻源于音樂需求，但落實在語詞層面，就關系到詩人如何用詞與詞語數量。詩人能使用的詞越多，聲音的變化就越多，押韻越方便。同樣，解決四言詩的節奏問題也要從詞語著手，其中一個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將單音節詞變為雙音節詞。葛曉音認為，雙音詞的主要作用是“促使《詩經》的一部分四言形成了與頓逗相重合的二字音組節奏”，它們帶動非“二二”節奏的句子按照“二二”節奏來誦讀。不過，詩歌節奏包括單句節奏和整體韻律節奏。只依靠單句內形成的“二二”節奏，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早期四言詩還發展出構成詩篇整體韻律的方式。例如，《詩經·載芟》通過重復幾類句型來構成整體的韻律節奏：一類是“載芟載柞”“徂隰徂畛”“侯主侯伯”這樣的“AXAY”句型；一類是“有嗿其饁”“有依其士”“有實其積”這樣的“有……其……”句型；一類是“其耕澤澤”“載獲濟濟”“驛驛其達”這種帶有重言疊字的句型。這些句型錯落有致地出現在詩篇的各個角落，借助相同或相似的句法結構和重復的字詞來形成穩定的閱讀節奏。這種生成節奏的方式被稱為“句序”。

　　西周中期以后的詩篇，如《周頌》《大雅》，大多使用句序來形成節奏。雖然詩人使用的句型有限，但經由這些句型排列而成的句序在不同詩篇中各不相同，在一首詩中也有不同樣式。與之相比，《小雅》《國風》常用的“重章疊句”就比較單一。重章疊句將重復的形式擴大，甚至使用完全相同的句子，如“桃之夭夭”“之子于歸”在《桃夭》的三個章節中均有出現。有趣的是，句型的重復和統一程度直接關系到詩的表達。當句序有更多變化、更加自由時，詩歌可以表現大體量的敘事。相對而言，重章疊句更適合抒情，這是因為重復相同的語詞會大大限制詩的容量，而且使用相同的句子和語詞便于突出情感或主題。

　　詩歌句法：不連續與想象性

　　由于重章疊句具有極強的韻律，詩對句型的要求會相對降低，所以《國風》中四言詩的比例和規整度最低，并且大量使用散文句法。而使用句序的頌雅詩就需要更高的四言句比例，并且幾類常用句型也要在句法上靠近“二二”語音節奏。從構句方式來看，語言中自然生成的雙音詞，不能完全滿足需要，詩人需要尋找一些既符合漢語特點又滿足“二二”節奏的構句方式。一方面，詩人會加入虛字、襯字湊成二字音組，如“采芑：薄言采芑”，“略（鋒利）耜：有略其耜”等。虛字、襯字或語氣詞進入原本的詞組中，會隔開表意的字/詞，如“挑達：挑兮達兮”，“播百谷：播厥百谷”。這樣就犧牲了語言的經濟原則，造成四言詩“言多意少”的問題。另一方面，詩人會省略連接詞，將詞或字直接并列，如重言并列（“蹌蹌濟濟”）、名詞詞組或字的并列（“應田縣鼓，鞉磬柷圉”）、“AXAY”句型這類相同詞組結構的并列（“為酒為醴”）等。這樣又可以補救“言多意少”的缺失。這兩種做法都弱化了句法甚至取消了句法，形成了獨特的詩歌句法結構——斷續句法。雙音詞、斷續句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特殊句型和句序是四言詩化的重要部分。

　　斷續句法是最適宜詩歌的句法結構，不連續的句法會打破語言邏輯，展現事物的直觀形象，不僅強化名詞、形容詞所表現的事物性質，而且使動詞的動態特征化作靜態描繪。如“來咨來茹”中，“咨”（咨詢）、“茹”（調度）兩個動詞單獨出現，由于缺乏受力對象，動作的力就被動作的情態、性質所取代。此外，不連續句法也使句子有多種組合和解釋的可能，增加了詩的意蘊，如“香稻啄馀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類句法在后來的詩賦中十分常見，但在《詩經》中的應用并不頻繁。周初的頌詩和含有民歌成分的風詩都以散文句法為主，而斷續句法只大量出現在西周中后期的頌雅詩中。這些詩也有較強的敘事性，如《周頌·載芟》《大雅·生民》等。斷續句法在使用上的增減，暗示著早期四言詩的形成并不完全由詩歌語言和音樂所主導，對于詩體形式的討論有必要在詩的內容和表達邏輯上尋找突破點。

　　程式化語言與禮儀敘事

　　最早廣泛使用重言的詩歌大都是西周中后期的頌雅詩，而這些重言多是對儀式中人物態貌或禮器性質的描繪。以排列、交叉相同或相似句型來構建句序的做法，既為詩篇留出足夠空間容納更多詞語和意義，也顯示出一種用同一種模式來表現不同事物和動作的寫作傾向。句型和語詞的重復反映了動作的重復。這種“重復”不像重章疊句那樣指向某種行為的反復，而是指語言程式上的相同或相似。當然，這種模式化的詩歌語言，必然要符合事件本身的特質。詩歌表現的對象具有這種特殊的“重復”特點，詩的語言才可能有這樣的表達。

　　夏含夷發現，以西周中期為界，詩歌用詞發生了明顯變化，顯示出詩歌從以“聽”為主轉向以“看”為主的過程，即“禮儀敘事”。學者楊義認為，中國的“敘事”一詞源于“序事”，就是指禮樂儀式中的安排，諸類事宜的先后次序。而禮儀敘事的出現正是源于西周中期的禮制變革，儀式規模擴大并出現觀眾群體。于是，儀式中的行為和動作就成為詩人表現的對象。而詩人關注儀式中的動作和事物，描繪相同性質的動作和事物，這不僅易于形成“二二”結構的四言句，還暗合了四言句需要以重疊反復來構建詩篇韻律的特質。可以說，“看”的動作和儀式本身的特質為雙音詞、句序、斷續句法等詩歌語言和四言詩體的出現提供了內容上的支持。以此來看，《詩經》四言體的出現雖然經歷過聲音和內容的磨合，但儀式本身的變化和需求很可能大大縮短了這個磨合期。所以，《詩經》四言體的形成不像五言詩、七言詩那般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