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的張琳前不久錄制了一段詳細的英文自我介紹，投向家政市場新興的細分職業——陪伴師。

　　她就讀于北京一所一本大學，臨近畢業在社交平臺偶然刷到了“成長陪伴師”中介機構的廣告，高薪讓她心動。在廣告里，住家成長陪伴師的薪資分為四類，專科畢業生月薪8000元到1萬元，本科畢業生月薪1萬元到1.5萬元，碩士畢業生月薪1.5萬元到兩萬元，有海外經歷者月薪高達兩萬元到3萬元。“主要工作內容更像一名‘全科家教老師’，需要陪同、接送小朋友上下學，課外培養小朋友的良好習慣，提供家庭教育的指導服務等。”

　　“陪伴師的服務對象不僅是兒童，還包括老人、身體殘障者、患有智力障礙或心理障礙者。”一名家政行業中介人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當下大部分陪伴師都比較年輕，“有別于傳統的保姆，理論上來講陪伴師是不做任何家務的，但現實情況是很多陪伴師也會提供做飯、做家務等服務”。

　　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數量為1062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超過兩億。隨著消費需求的提升，“一老一小”成為家政服務的主要對象，圍繞孩子和老人的看護服務將持續保持高熱度。

　　一個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的問題是，在市場高熱度之下，家政行業能否健全發展？當一些90后進入育兒師、陪伴師等更加細分的保姆行業，會帶來怎樣的變化？

　　“高薪是因為能提供比較高的價值”

　　30歲的王琪大學就讀藝術設計專業，2015年畢業之后，她選擇回到家鄉成為一名幼師。3年里她生兒育女，打算就這么安定下來。但是，和朋友的一次交流讓王琪動了“轉行”的念頭。“她在北京做‘阿姨’，和我說這是個朝陽行業，掙得比老師多一點兒。”

　　王琪的愛人從事酒水飲料銷售工作，收入波動大。“為了緩解家庭經濟壓力，我選擇來到北京。”她說，“當然也不是全都為了錢，本質上來講還是熱愛，這也是我的職業規劃。”

　　她更愿意稱自己的職業為“育兒師”，“高薪是因為我能提供比較高的價值，孩子6歲之前是他們形成自我意識、培養個人生活習慣最重要的時間，需要專業知識來進行引導”。

　　她專門研究了一套針對孩子不良生活習慣的解決方案。從2018年從事育兒師工作到現在，王琪發現小朋友“沉溺看手機”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首先要改變家庭的氛圍，父母應該以身作則，所以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圍里會提醒雇主不要在看手機的時候忽視孩子的情感需求。除了父母的配合，王琪找到了兩個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個是“硬性規矩”，“我提前告訴孩子，只能再看15分鐘了，到了15分鐘，手機就會自動上鎖”。第二個是“獎勵機制”，帶孩子去體驗不同的戶外活動。她每到一個小區都會迅速地和其他“阿姨”或者“寶媽”建立聯系，幫助孩子找到好朋友。

　　“和孩子相處的過程是感情傾注的過程，一個自己看著長大的孩子，當然是希望他（她）越來越好的。”王琪會找時間學英語、學習營養學、讀幼兒教育的書籍，“育兒師行業的門檻并不低，一個專業的育兒師是有多元知識的全方位人才”。

　　“保姆為什么就不能成為一份體面的職業呢”

　　“一位朋友親戚家的阿姨因為家人生病下戶，我又正在待業，就去幫了一段時間的忙。”2022年年末，27歲的徐曉川誤打誤撞進入了家政行業，那次“試營業”讓她拋下刻板印象，將“保姆”作為人生的下一個職業。

　　此前，徐曉川是一位書法老師。2022年，她所在的培訓機構打算撤出北京市場，前往杭州，“我是北京人，父母都在北京，不想去一個陌生的城市重新開始”。

　　徐曉川的父母開了一家建筑公司，2014年，她順著父母的意愿大學填報了建筑學專業，但她并不想干這一行。當初選擇做書法老師，“一方面是因為從小學習，有一些基礎；另一方面，我喜歡孩子，孩子的世界總是單純的”。但是父母并不理解她的選擇，“他們覺得在培訓機構當老師，沒什么社會地位，也賺不到大錢”。

　　“生活本身很有趣。”徐曉川日常就喜歡逛菜市場、做飯、整理家務，“看著房間干凈整潔，食物冒著熱氣，就很治愈”。她說，“這可能就是朋友讓我去幫忙的原因。”

　　“本來以為住在別人家會非常不習慣，但其實我的工作職責非常明確。”徐曉川日常需要做好孩子的早飯，把孩子送去幼兒園，買一些菜，再回來打掃家務，下午3點多接孩子放學，輔導他寫作業，再練一會兒毛筆字，然后在雇主夫妻回家之前把晚飯做好。

　　兩個多月的時間，加上雇主給她的春節紅包，徐曉川收入2.1萬元，“比當老師賺得多”。她覺得這份工作最自在的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時間，她業余會寫網絡小說。

　　作為一個從小家庭條件不錯的北京姑娘，徐曉川選擇做這份職業并不是沒有糾結的。“我媽說丟人，沒準老熟人就是我的雇主。”徐曉川早已習慣了父母的不理解，她說：“現在很多人在涌入這個行業，專業化的趨勢明顯，大眾對這個職業的刻板印象也會逐漸消弭。”

　　“綜合考慮，這個工作是符合我的職業規劃的，自由輕松，和孩子相關，靠自己的努力做保姆為什么就不能成為一份體面正經的職業呢？”徐曉川笑言，“或許我嘗試過后就去創業做家政行業的老板了。”

　　“市場很大，但需監管”

　　“對于新人而言，只能通過中介找雇主，被中介推薦培訓辦證，說有證工資高，中介會收培訓費。”徐曉川說，自己可以理解初入行業需要進行職業培訓，但是“他們培訓的內容我上戶之后基本用不到”。

　　有一些中介承諾“交錢培訓，就可以保證上崗”，徐曉川說：“身邊有人好幾個月還沒找到合適的雇主，中介也不退錢。”

　　“現在各種各樣的保姆太多了，對于雇主來說，很難找到靠譜的。”張藝彬的孩子剛滿3歲，想要回歸職場的她當務之急就是給孩子找個靠譜兒的育兒師，“媽媽圈流行這么一句話，找一個好的育兒師比找好老公難一萬倍”。在她看來，育兒師的專業度仍然是欠缺的。“對于一個月工資1萬元左右的住家保姆而言，我對她的基本要求一定不是簡單的家務以及和孩子的互動，她必須能給孩子很好的營養膳食搭配，并且能簡單輔導全科作業。”面試了數十個育兒師之后，張藝彬“絕望地”發現，“基本沒有什么專業度，（育兒師提供的）食譜是從‘下廚房’App下載的，她說不出搭配的原因，并且基本無法完成簡單的英文對話，和簡歷上寫的出入很大”。

　　但是張藝彬的愛人李洪覺得，不論保姆的專業度怎么樣，人品是第一位的，不同于張藝彬從各種中介渠道“大海撈針”，李洪選擇了朋友介紹，“只有熟人用過的才能安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李洪最近關注到杭州女童被保姆遺留電梯致墜亡案。“育兒師的責任非常重大，她必須是有責任心的。”李洪對類似的案件心有余悸，他認為保姆行業的準入規則必須要建立起來，“很多家政公司對從業人員設的門檻太低，有些保姆發過來的畢業證件都是假的，中介理應做好審核工作，而不是承諾雇主‘如果不滿意，可以免費更換’”。

　　工作負責與否，很多時候都與“報酬”密切相關。“有一些保姆會說‘我上一任雇主逢年過節都會給我包紅包’或者‘他們出去旅游都會帶著我’。”張成前不久辭退了一位“阿姨”，原因是無法忍受她“清明節還要紅包”以及時常提出的額外要求。“合同里必須明確工資條目和工作內容，這應該成為行業共識。”

　　“由于有一些從業者破壞了雇主與育兒師之間的信任，所以部分雇主會要求在房間內安無死角的攝像頭，甚至包括育兒師的房間，這其實對于我們來說也很苦惱。”王琪說，隨著需求逐漸加大，家政行業確實需要建立職業準入機制，中介平臺也應該做好管理，教育從業者遵循職業倫理道德，不要“壞了行業的風氣”。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雪兒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