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郭睿君（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中人”是古代社會人際交往尤其是經濟往來的必然產物，這一群體廣泛存在于社會各領域，具體稱謂數以百計，群體構成繁復多樣，發揮著說合、見證、擔保、調解的職能及作用。對于地方社會而言，中人群體不可或缺，并促成了社會諸領域交易的順利進行及契約的形成。對于民眾而言，這一群體構建了交易中的人際網絡，保障交易便宜安全進行。對于國家而言，需要這一群體承擔部分市場管理職能，穩定交易秩序。在經歷不斷的歷史演變后，交易有“中”成為一種傳統，“中人”便成為一種具有保障交易及契約實施功能的符號，最終走向固定化、程式化，一直存續至今。

　　西周至春秋時期，契約簽訂時已出現承擔見證職能的第三方，如衛盉銘文記錄了契約簽訂時間、雙方當事人、交換標的物，而后由第三方“五伯三有司”勘定四界并見證“受田”，這可謂“中人”出現的最早形態。在契約之外，這一時期文獻中出現了中國古代社會對參與交易第三方的最早稱謂。《呂氏春秋·尊師》中有“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誘注：“駔，廥人也”。《玉篇·馬部》：“會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駔”即為說合牛馬交易的“中人”。

　　至秦漢及魏晉，第三方參與契約簽訂時的稱謂開始豐富起來，并出現了“中人”的酬勞。如西漢神爵二年廣漢縣節寬德貰賣布袍券，這件賣布袍券立契時間為“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交易雙方“節寬德、張仲孫”、價格“錢千三百”，并有“任者□□、時在旁候史長子仲、戍卒杜忠……”等內容，任者即為擔保之人，時在旁即為見證之人，“中人”的身份為候史、戍卒。“沽旁二斗”，沽即沽酒，是對中人的酬謝（《中國歷代契約粹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頁）。王國維跋：“是一袍之買賣亦有中費矣。”

　　春秋時期出現的“駔”在這一時期開始與“儈”連用，文獻中出現了“駔儈”這一稱謂，“駔”和“儈”同義連文。《史記·貨殖列傳》：“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漢書·貨殖列傳》中也出現了“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之說。“駔儈”成為從事說合牛馬交易之人的稱謂，職能依舊是評定優劣、說合買賣。“儈”逐漸成為指代交易第三方的習慣用語，牛馬交易中的中介現象和行為也向其他社會流通領域擴展，“駔儈”成為一種指代商業交往中第三方的統稱，并在后世產生了諸如市儈、牙儈等稱謂，而不再僅限于牛馬等交易中。

　　東晉至五代，官府以文券即紅契進行征稅。契稅制度對“中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是契稅政策實行后，官府為防止偷稅漏稅，開始利用活躍在市場上的“中人”（這一時期稱為牙人）幫助其征稅。“中人”群體由此逐步分化成活躍于市場集鎮的職業性半官方的，即以“牙”為稱謂的“中人”與非職業性的多以親友族鄰臨時充任的契約中的“中人”；二是大量未納稅蓋印的白契在實際生活中使用，白契未得到官方認可，在交易者心中保障力就顯得較弱，交易雙方更加需要“中人”的介入來保障契約的效力，“中人”便成為契約中必不可少的要件。除此之外，國家出于對市場交易秩序管理的需要，從法律層面將“中人”作為契約成立的必備要件確立下來，《唐律疏議·名例律》載“嫁娶有媒，賣買有保”，“保”即是“中保人”。

　　從唐五代開始“中人”稱謂開始以“人”為主要語尾，且其后開始普遍寫明“中人”的身份并出現明確的職能分工，如《唐天復九年敦煌董加盈兄弟分家文書》：“見人 阿舅石神神、見人 耆壽康常清、見人 兵馬使石福順”（《中國歷代契約粹編》，第394頁）。《高昌延壽四年趙明兒買作人券》“倩書 趙愿伯、時見 劉尸褳、臨坐 范養祐”（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倩書”“時見”“臨坐”都是“中人”稱謂的一種，但這三位“中人”應是分工不同、在交易中發揮的職能不同，因此需用不同的稱謂區分其職責。

　　現今最為熟知的以“牙”字冠稱的“中人”稱謂亦在這一時期出現。《資治通鑒》中有史思明與安祿山“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胡三省注：“牙郎，駔儈也，南北物價定于其口，而后相與貿易。”冠以“牙”之稱謂的“中人”應是由“駔儈”演變而來，唐代官私文獻中還有諸如“牙人”“牙子”“市牙”“牙保”等冠以“牙”字的“中人”稱謂。這一時期市場的繁榮、交易范圍及品種的不斷擴大，使得牙人的分工越來越細致化專業化，出現了不少專業性牙人的稱謂。如中介牛馬買賣者稱馬牙，中介糧食買賣者稱米牙，中介人口買賣者稱牙嫂，從事田產、屋宅買賣稱莊宅牙人等。

　　為減少買賣糾紛，穩定財政收入，北宋開始強制推行“標準契約”以及“官版契約”。所謂標準契約與官版契約內容應包括立契人、標的物、產業來歷、買賣原因、價格租役、業主擔保事項、業主署名畫押、“中人”署名畫押，契約條款已完全成熟。契約格式標準化的推行，使得“中人”的地位被法定化和格式化，同時也使“中人”的稱謂逐漸統一。“中人”稱謂之后普遍寫明“中人”的身份，如《北宋淳化二年敦煌韓愿定賣妮子契》：“知見 報恩寺僧丑迖、知見 龍興寺樂善安法律”（《中國歷代契約粹編》，第435頁）。這一時期契約中普遍出現了“三面言議”或“三面評議”等表述，“三面”就是指交易雙方和“中人”，“三面”在契約中的出現，顯示了“中人”在契約達成中的重要性。

　　與隋唐五代時期活躍在市場上說合交易、代為征稅的牙人相比，宋元及以后，牙人的功能越來越復雜，國家對牙人進一步干預與控制，除說合交易、代為征稅外，強調牙人在商業活動中對商業信用要提供擔保并負有一定法律責任。因此，這一時期契約文書中開始出現牙人、牙保的署名畫押。如南宋紹興十一年廬陵縣劉三解元買地石券，“牙保人 張堅固、見人 李定度、為書 功曹、為讀 主簿”（《中國歷代契約粹編》，第528頁）。牙人、牙保是唐宋以后官契中通行的“中人”稱謂詞語，“牙”“保”連綴成為唐宋以后“中人”的一種官方習稱。如果說隋唐五代時期牙人還游離于官方與半官方之間，至兩宋時期，牙人被徹底納入官方管理系統，完成了職業化與官方化的轉變。首先，牙人必須從官府手中領取“付身牌”，才能成為一個合法的“中人”。其次，榷場交易采取全封閉的隔山買賣方式，雙方商人不能直接會面，買賣中的具體事宜皆由主管牙人處理。牙人既是“合市者”，又是官府的邊關貿易財政管理人員。

　　明清時期中國傳統民事契約完全成熟并走向程式化，契文格式完全定型，契約用語基本固定，契約內容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趨同化，作為契約要件的“中人”也走向固化。自明代及至民國，契約中的第三方稱謂幾乎未產生太大變化。與隋唐宋元相比，明清時期“中人”的稱謂更加簡化與概括化，常以“中人”“中見”“見人”出現，“中人”這一稱謂以其高度的概括性成為傳統民事契約走向程式化后第三方參與者較為固定的稱謂。如《成化二十年謝忠等分山立界合同》：“中人 胡永護、方金安、吳斯勝、胡瑛、李津”（《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卷一，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與前代相比，明清時期“中人”在稱謂上最突出的變化即出現了“憑”，我們在第三方署名畫押處常會看到如“憑中”“憑中人”“憑中見”，甚至單一個“憑”字，如《萬歷十七年歙縣鄭黑兒賣身文書》：“憑中人 鄭天齊、方雙橋”（安徽省博物館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頁）。“立契有憑”“立契有中”“憑中立契”彰顯出在中國傳統交易中有著一直在場的第三人。一方面，這個第三人宣示著各項契約交易的公開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社會傳統對雙方私下達成合意的排斥。

　　明清時期的官契里中人多以“房牙”“官牙”“總牙”“官中”“經紀”等稱謂出現。職業“中人”出現了“經紀”這一稱謂，清人梁章鉅《稱謂錄》中“牙人”目下收有“經紀”一詞。這一時期，國家對牙人的管理更加系統化，清朝通過牙帖來管理牙人牙行，對牙人的身份、任職資格都進行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牙人的主要職能已從宋元時期的說合買賣、保證交易、協助納稅進一步發展到自營買賣、代客墊款、代辦運輸、代收商稅、收賬、起卸、報關，以及對農民、手工業者進行預買、貸款等。

　　縱觀歷史，“中人”群體經歷了西周至春秋的出現，戰國至西晉的發展，東晉至五代的分化，北宋至元朝的成熟，至明清時期完全成熟并固化。契約形制的變化、國家政策的調整、商品市場的發展、人們實際需要的不斷增強是致使這一群體不斷演變的主要原因。在“中人”演變脈絡上，自始至終都沿著兩條主線進行：在契約訂立時參與的非職業性非官方性的“中人”，與在市場交易中產生的半職業、職業的官方性的“中人”。在產生的最初，他們都屬于民間性質的“中人”，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以及國家利用市場上的“中人”監督納稅、管理市場，致使“中人”分化，儈、牙演變為半官方、官方性質的，以抽取稅金取得報酬為目的的職業“中人”，而契約文書中的大多數“中人”依然為民間的非官方非職業性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人與清代地方社會研究”〔21CZS02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