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波

　　乒乓球運動在中國被稱為“國球”，競技成績也極好，但其成為中國電影乃至體育電影“主角”次數卻極少（還多以兒童題材為主），像《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以下簡稱《中國乒乓》）取材于中國乒乓球運動真實事件、有著自覺的體育電影類型意識的作品更是之前未見的。

　　《中國乒乓》展現了國球發展歷史上可謂一代人集體記憶的走出低谷絕地反擊的史實，這個題材既有開拓意義，又有先天優勢。隨著時間推移，將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似乎開始淡忘的故事，用體育電影的類型構架出激情、熱血的體育勵志片，也有其商業和社會價值。當然，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乒乓雖小，維系的國民情感卻很大，虛構和傳記的平衡，史實感與戲劇性的融合要拿捏好分寸；乒乓的“運動奇觀”因其運動的特點視覺化起來有較大難度，觀眾的觀賞快感產生相較于田徑、游泳、賽車或足籃排等項目來說，似乎門檻更高，需要更好的敘事和制作水準。或也可以說，在中國體育電影譜系中，在《體育皇后》（1934年）、《女籃五號》（1957年）、《沙鷗》（1981年）、《女足九號》（2000年）等經典作品，乃至近年來頗受關注的《奪冠》《攀登者》等作品之后，《中國乒乓》能否留下自己的鮮明印記，可謂“風險”與“收益”并存。

　　中國乒乓運動可謂長盛不衰，但1988年漢城奧運會到1995年天津世乒賽之間是中國男乒艱難走出低谷的時期，選擇這段頗為沉重的歷史來構建故事的戲劇性，處理好真實和虛構之間的關系是影片創作的基礎。處理傳記片傳主似的人物原型，如何大處不虛、小處不拘，在突出其刻苦努力、勇于斗爭的正能量的同時，又要讓他們身上有特色、有矛盾、有真實血肉的煙火氣展現出來，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同時，如何塑造“阻礙力量”，包括運動員個人和團隊成長中的缺陷、社會和媒體環境的干擾，甚至一些諸如“更衣室氛圍”之類的內幕，都是故事是否能吸引人的關鍵。在這些方面，《中國乒乓》表現可謂不俗：主教練從意大利回國競爭上崗、帶隊治軍、激活老將、挖掘新人、尋找秘密武器、派隊員去歐洲偷師等這些觀眾可以想見的情節，卻在電影里呈現出新鮮感和可看性。情節梳理基本按照“亂、治、練、戰、挫、勝”的節奏，完成了“抑、小揚、抑、大揚”的情緒起伏和熱情激蕩。

　　原型與片中對應角色的塑造是一個有意思也有挑戰的工作，真實與虛構之間，形似與神似的處理，作品完成得都還不錯：主教練和五虎將等主要角色個性明顯、辨識度強；幾個更具有虛構色彩的角色，比如教練團隊里的倪曉東和陪練代表陳文，也很好完成了制造“內部干擾”又反過來最終強化團隊意識的任務；“接地氣的領導”和“不良記者”之類角色的出現，也頗有新鮮感。

　　“絕地反擊”確實是個重大事件，足以勵志，也夠熱血，但也可以處理得不那么沉重。這種“舉重若輕”的策略，可以說是《中國乒乓》突出的特色。“人生能有幾回搏”的奮斗，不應該是心事重重、瞻前顧后甚至是愁眉苦臉的。它首先應該是青春激情、勇敢勵志的，其次可能是內緊外松、舉重若輕的，進而，它也可以是帶著喜劇元素的。

　　喜劇與體育的類型融合，這在中國體育電影中并不是主流，特別是在取材于真實事件和人物的“重大題材”體育電影中。近年來，借鑒外國體育喜劇電影的經驗，出現了《五個撲水的少年》之類的電影，但畢竟是淺嘗和個案，一些重大題材作品主要還是正劇。《中國乒乓》以俞白眉和鄧超等為主的主創班底是帶有喜劇傳統的，看得出來，他們也在片中自覺地著力融入了喜劇元素。就這個電影文本而言，角色的個性是喜劇何以可能的前提，主教練創新灑脫和不走尋常路的做派，幾個主要球員各自有著“軸”“精”“怪”“帥”的特點，團隊磨合中也確實有過“錯位情境”的適應期和陣痛期，這些都被很好地抓住并加以利用了。

　　體育電影的喜劇之“輕”，絕非輕浮輕率，而是要在運動多巴胺式的快樂感營造中，更好地為呈現體育之美和體育精神之動人而服務。該片中有兩個情節是明顯的例子：一個例子是白民和違規被開除出隊，但他想去韓國參加比賽，于是在師母的助攻下，拿了師父當年寫的檢討書，在最后一分鐘攔住球隊乘坐的大巴，在雨中大聲念著檢討書。這很勵志，但不常規，有些調皮，但真摯。

　　另一個例子是黃昭和董帥去歐洲俱樂部打球，黃昭很難融入比利時的環境，天天在宿舍里看香港電影，他這個北京人都被逼得會說流利的粵語了。他去瑞典看董帥時，看到董帥像球童一樣在賽場上幫人撿球卻毫無怨言，頗受觸動，便留下字條默默回去，繼續完成“偷師”的任務。這樣的處理有反差有趣味，又能觸發觀眾笑中帶淚的細膩情感。

　　《中國乒乓》的“舉重若輕”，不僅僅是在喜劇與體育的類型融合上，還在對于體育精神和價值觀的理解上。艱苦奮斗、不言放棄、爭取勝利、團結一心、國家榮譽等等，都是體育精神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體育電影一貫主題，《中國乒乓》繼承了這些內容。但有時意義太多，又會給予體育不能承受的負重，該片在故事里有意識地做了一些“卸包袱”的工作：團結中不強求整齊劃一，而是尊重個性、鼓勵個性；嚴厲中也有人情溫暖，責任感也可以附著在灑脫做派上；爭取勝利要肯吃苦有擔當，也要學會享受比賽。這些對于體育精神的理解，一方面可以與喜劇元素更好地表里結合，另一方面，似乎也更具有現代意識。這種意識，對中國體育電影的策略探索和范式躍進，應該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輕重之辨在于“度”，《中國乒乓》在文本上并不完美，一些度的把握也有欠缺。體育電影對于“動作奇觀”的呈現，在該片中還不是十分突出，乒乓球運行軌跡在可看性與真實性之間的平衡還有上升的空間。另外，對瑞典隊瓦爾德內爾等主要對手的塑造，可能因一些文本內外的原因，處理得過于簡單化。現實來看，《中國乒乓》上映檔期上的幾次調整，會對這部作品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管最終票房成績如何，它對中國體育電影的類型探索有著積極的意義。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副院長、教授）